明清时期的“海防”与海疆经略 第一步：概念与地理背景 明清时期的“海防”，指中国东部及东南沿海地区为防御海上威胁（包括倭寇、海盗、西方殖民者及敌对政权）而建立的军事防御体系、行政管理措施和相关思想政策的总和。其核心地理范围北起辽东半岛，经直隶（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南至琼州（海南），覆盖了漫长的海岸线及近海岛屿（如台湾、澎湖、舟山群岛等）。这一体系不仅关乎军事安全，也与海疆管理、贸易控制、移民政策密切相关。 第二步：明代海防体系的建立与演变（明初至嘉靖年间） 初期建设（洪武至永乐时期）： 明朝建国后，面临张士诚、方国珍残部逃亡海上与“倭患”初起的双重压力。明太祖朱元璋确立了“陆聚步兵，水具战舰”的海陆联防原则。在军事上，于沿海要地设立卫所（如金山卫、镇海卫等），建造战船，定期巡海。在行政上，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禁止民间私人出海贸易，“片板不许下海”，旨在从源头断绝海患。明成祖时期虽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属官方朝贡贸易范畴，对民间海禁并未放松。 体系化与挑战（嘉靖“大倭寇”时期）： 至嘉靖年间，由于海禁政策与东南沿海活跃的私人海外贸易需求严重冲突，加之日本战国时代动荡，形成了以中国海商武装集团为核心、夹杂倭寇的“嘉靖大倭寇”。为应对危机，名将胡宗宪、戚继光、俞大猷等人在实践中完善了海防体系。戚继光创立“水陆兼备、攻守结合”的战术，组建“戚家军”，在浙江、福建等地取得台州、横屿等大捷。同时，海防指挥体系也得到加强，设立了总督、巡抚等职专责海务。 第三步：明清之际海防重心的转移与复合化（晚明至清初） 西方殖民者的介入： 16世纪后期，葡萄牙人占据澳门，西班牙人、荷兰人先后侵扰东南沿海并占据台湾。海防对象从传统的倭寇、海盗，扩展到拥有先进舰炮的西方海上力量。 郑氏海商集团的挑战： 明末清初，以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为首的郑氏集团，集海商、海盗、政权于一体，控制东西洋贸易，并驱逐荷兰人收复台湾，成为清朝在东南海疆最强大的对手。清朝为对付郑氏，实行了极端严厉的“迁界禁海”政策，强制将沿海数十里内居民内迁，制造无人区，以期困死郑氏。此政策对沿海经济民生造成毁灭性打击。 清初海防体系的初步确立： 清朝统一台湾后（1683年），康熙帝下令展界，开放四口通商（粤、闽、浙、江海关），海防政策相对宽松。在军事上，于沿海省份设立水师，划分巡防海域，修建炮台，形成了以绿营水师为主力的防御格局。 第四步：清代海防体系的僵化与近代危机（18世纪中叶至鸦片战争） “重防其出”的保守政策： 清朝海防思想的核心逐渐固化为“重防其出”，即防止国内人民与海外联系（防范汉人勾结“外夷”），远重于防御外敌从海上入侵。管理上通过行商制度（如广州十三行）严格限制对外贸易，军事上则满足于近岸巡防和炮台防守，水师战船和战术逐渐落后于世界。 体系失效与近代冲击： 19世纪初，海盗（如蔡牵集团）猖獗一度暴露清水师废弛。而至鸦片战争，英国蒸汽动力军舰和远射程火炮彻底摧毁了传统海防体系。沿海一系列要塞（如虎门、吴淞、镇江）相继失守，暴露出仅依靠岸防炮台和旧式帆船水师，无法应对近代化海军来自海上的正面进攻。 第五步：总结与特点 明清海防经历了一个从主动防御（明初）到被动保守（清中叶）、从应对区域性治安威胁（倭寇海盗）到面对全球性海洋挑战（西方列强）的演变过程。其核心特点与局限在于： 陆权思维主导： 本质上是以陆地疆域安全为中心的边防延伸，缺乏积极的海洋经略和制海权思想。 军政经一体： 海防与海禁、贸易政策深度捆绑，经济考虑（垄断贸易、征收关税）与政治考虑（维护稳定、隔绝中外）时常压倒纯粹的军事防御需求。 防御对象内化： 长期将内部人民（出海商民、沿海居民）视为潜在威胁，政策带有“防民”色彩，如海禁、迁界，制约了海洋经济的发展和海防力量的真正增强。 技术停滞： 火器与造船技术在明中期后发展缓慢，至清前期已显著落后于西方，导致近代海防的彻底失败。 明清海防的得失，深刻反映了传统帝国在从陆地向海洋时代转型过程中的战略抉择与历史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