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习《尚书》学与政教传承 第一步：明确“习《尚书》”的基本概念 “习《尚书》”在秦汉时期，特指对儒家核心经典《尚书》（又称《书经》）的学习、传授与研究。《尚书》是一部上古历史文献汇编，主要收录了虞、夏、商、周各代统治者的部分训诰、誓词及重要政事记录。在秦汉语境下，“习”不仅指文本的记诵与解读，更意味着将其中的政治理念、历史经验（如尧舜禅让、三代治乱）和治国原则（如“敬天保民”、“明德慎罚”）内化为知识，并应用于现实的政治论证与制度构建之中，形成一条从学术到政治的传承脉络。 第二步：梳理秦汉时期《尚书》文本的发现与传承谱系 这一步骤是理解“习《尚书》”得以进行的基础。秦火之后，《尚书》传承面临危机，其文本在汉代的重新发现与传承主要有两条线索： 今文《尚书》传承 ：由秦博士伏生（伏胜）在汉初凭记忆口授，用汉代通行的隶书记录，共28篇（或29篇），在文帝时被立为官学。其学术传承清晰，形成了欧阳、大夏侯（夏侯胜）、小夏侯（夏侯建）三家博士学官体系，是西汉《尚书》学的主流。 古文《尚书》发现 ：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旧宅，于墙壁中发现用先秦古文书写的《尚书》，比今文多出16篇，由孔安国整理。此版本虽未列于学官，但在民间学者间流传，形成了与今文经学并立的古文经学传统。两者在文字、篇目、解释上均有差异，埋下了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的伏笔。 第三步：分析“习《尚书》”的核心内容与政治指向 学习者所研习的《尚书》内容，绝非简单的历史故事，而是富含政治密码的文本： 天命与政权合法性论证 ：《尚书》中“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观念，成为汉代思想家（如董仲舒）阐释政权更替（如汉继秦祚）和规诫君主必须修德的重要理论依据。 治国范式与制度蓝本 ：书中描述的“三代”典章制度（如井田、封建、巡狩）被儒生视为理想政治的蓝本，成为他们向朝廷提出改制、制礼作乐建议时的经典依据。例如，王莽改制就大量援引《尚书》作为理论支持。 君臣行为规范 ：其中记载的君臣对话（如《皋陶谟》强调的“九德”）、治国格言（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被作为培养官吏政治伦理和君主教养的教科书。 第四步：探究“习《尚书》”与秦汉政教实践的互动 学习《尚书》的知识活动，深刻介入了当时的政治实践，形成“政教传承”： 教育与选官 ：自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尚书》作为其一，成为太学教育的核心科目。精通《尚书》的学者担任博士，弟子学成后可通过察举等途径入仕，如夏侯胜以“通经术”官至太子太傅。这使《尚书》之学成为一条重要的仕进途径和官僚知识背景。 议政与决策 ：朝廷在讨论重大政策（如礼制、刑法、外交）时，儒生常引《尚书》经文作为立论根据。例如，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多次引用《尚书》中“不与民争利”的思想来批评官方经济政策。 构建帝国意识形态 ：董仲舒等人在构建“天人感应”学说时，大量融合了《尚书》中的“洪范五行”、“灾异谴告”思想，使《尚书》学成为汉代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支柱，用以解释自然现象、约束皇权、指导政治。 第五步：评述“习《尚书》”的历史影响与流变 “习《尚书》”的影响贯穿秦汉并延伸至后世： 塑造官僚知识结构 ：它使以历史经验与伦理政治为核心的儒家经典知识，取代了秦代以律令法术为核心的吏师传统，成为帝国官僚的主流知识体系。 引发经学纷争与整合 ：围绕《尚书》今古文文本及其解释的差异，产生了长期的学术论争。东汉时期，贾逵、马融、郑玄等古文经学大师注疏《尚书》，尤其是郑玄兼采今古文，形成了集大成的“郑学”，对《尚书》学的统一与传承影响深远。 奠定经典权威地位 ：通过持续的“习”与“用”，《尚书》从一部古代史料升华为“帝王政治学”的永恒教科书，其地位在《五经》中尤为尊崇，对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历史观念和经学传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