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党籍碑》 基础定义与历史背景 首先，《元祐党籍碑》是中国宋代的一块特殊石碑。这里的“元祐”是宋哲宗赵煦的第一个年号，时间为1086年至1094年。而“党籍”指的是列入名单的党派成员。此碑的核心事件是北宋中后期著名的“党争”——“新旧党争”。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被称为“新党”，而以司马光、苏轼、苏辙等人为首的反对派则被称为“旧党”或“元祐党人”。新旧两党随着皇帝更替而轮流掌权，对政敌进行打压。宋徽宗时期，权相蔡京掌权，他将旧党及其同情者列为奸党，并刻名于石碑，昭示天下，这就是《元祐党籍碑》。 实物遗存与碑刻内容考证 现存的《元祐党籍碑》并非原碑，而是后世重刻。最重要的一块是南宋庆元四年（1198年）由被列名党人之一的梁焘的曾孙梁律，根据家藏旧拓本，在广西桂林龙隐岩重新刊刻的摩崖石刻，至今犹存。碑文内容分为几个部分：首先是宋徽宗于崇宁元年（1102年）和崇宁三年（1104年）发布的御笔诏书，申明刻碑是为了“扬善惩恶”；其次是宰相蔡京的题记；最核心的部分是 309人的名单 ，按“曾任宰臣执政官”、“曾任侍制以上官”、“余官”、“内臣”、“武臣”等类别排列，司马光、苏轼、苏辙、秦观、黄庭坚等历史名人均赫然在列。每个名字下附有简短的罪状，如“污蔑先帝（神宗）新政”等。碑末有蔡京“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别淑慝，明信赏刑，黜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罚”的结语。 作为政治迫害工具的功能分析 这块石碑并非简单的记录，而是一种公开的、制度化的政治迫害与污名化工具。其功能体现在： 公示与羞辱 ：将政敌姓名刻于石上，立于全国各州县，旨在使其“遗臭万年”，是一种公开的集体羞辱。 政治划界与清洗 ：名单明确划分了“忠奸”，为系统性清洗旧党官员、剥夺其子孙仕进资格提供了官方依据。 制造恐怖氛围 ：立碑行为本身对朝野士大夫形成强大的心理威慑，迫使他们与“元祐学术”和党人划清界限。这与历史上其他“党锢碑”、“奸臣碑”性质类似，是权力斗争极端化的产物。 名单的流变与历史反转研究 名单本身并非一成不变。从崇宁元年（1102年）的“初名单”120人，到崇宁三年（1104年）的“定本”309人，人数不断扩大，甚至包括了一些已故多年的官员和新党内部的异己者，这反映出政治清洗范围的扩大化和蔡京等人借机铲除异己的意图。更具历史讽刺意味的是，刻碑后不久，宋徽宗又下诏毁碑。到了南宋，高宗赵构为树立政治合法性，为元祐党人全面平反，并将其中的许多人物（如司马光、苏轼）奉为道德和学术楷模。桂林的重刻碑，正是在此平反背景下，由党人后裔所立，其性质已从“罪证碑”逆转为 纪念与昭雪碑 。名单上的人物，因此从“奸党”变成了后世文人景仰的忠义之士。 多重史料价值与跨学科意义 作为一份独特的“反面教材”式史料，《元祐党籍碑》具有多重价值： 第一手政治史名录 ：它提供了北宋晚期官僚集团构成与派系分野最直接、最具体的名单，是研究党争人物的核心材料。 书法艺术价值 ：现存桂林石刻的碑文为蔡京手书（据旧本摹刻）。蔡京书法造诣极高，此碑是其罕见的大字楷书碑刻，具有重要艺术价值。 社会记忆与历史书写案例 ：它完整展示了一个历史事件如何从当权者的定罪工具，随着政权更迭和价值观变迁，被彻底颠覆评价的过程，是研究 历史记忆建构与重塑 的绝佳个案。 金石学与文献学价值 ：碑刻的遗存、重刻、拓本流传，为考证宋代历史文献的生成与演变提供了实物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