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流变》 九品中正制并非隋唐首创，但其在隋唐时期的演变与最终废止，是理解中国中古选官制度从门第向才学转变的关键线索。我将分步详解这一历史进程。 第一步：制度渊源与核心机制（魏晋南北朝时期） 要理解隋唐时期的“流变”，必须首先明确此制的原初形态。九品中正制创立于曹魏时期，其核心设计是： 设立中正官 ：由朝廷任命籍贯本地的中央官员兼任本州、郡的“中正”，负责品评当地人才。 品第人才 ：中正官根据家世（谱牒）、德行、才能三项标准，将人才评为九个等级，即“九品”（上上、上中至下下）。 提供任官依据 ：这份评定的“品状”提交中央吏部，作为授官的重要依据。理论上，授官的官品应与中正评定的品第大致对应。 然而，此制很快被门阀士族垄断。因中正官多由高门担任，品评标准中“家世”一项逐渐压倒“德才”，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僵化局面，成为维护士族特权的工具。 第二步：隋代的关键性变革与废止 隋文帝统一天下后，为强化中央集权、打击关东及江南旧士族势力，对九品中正制进行了根本性改革： 废除地方中正 ：开皇年间，隋文帝下令废止各州、郡的中正官。此举斩断了地方士族通过操控乡论品评来垄断选官渠道的根基。 收归选权于中央 ：人才的选拔与评定权力完全收归中央吏部。这意味着做官的资格不再由地方宗族代表（中正）认定，而由朝廷官僚机构根据新的标准来考核。 制度性替代 ：隋文帝同时开创了 科举制 （如分科考试），并在地方推行 州县举荐（察举的变体） 。尽管科举在隋代规模尚小，但它与废止中正官的政策共同指向一个新时代：选官标准从依赖“门第”开始转向考察“文才”与“学识”。 因此， 隋代是九品中正制在制度形式上被正式废止的时期 。但制度的废止不意味着其影响的消失。 第三步：唐代的残余影响与观念延续 唐代虽完全继承了隋代的科举与铨选制度，但九品中正制的历史惯性在唐前期依然强大： “士庶之别”的观念存续 ：以“崔、卢、李、郑、王”为代表的山东士族，虽无中正官为其定品，但仍凭借数百年的文化积淀、家学门风和社会声望，在婚姻、社交领域维持着崇高地位，鄙视与皇室或新兴勋贵联姻。唐太宗、高宗、武则天多次下令编纂《氏族志》、《姓氏录》，旨在用政治权力重新界定社会等级，正是为了对抗这种源于中正制时代的旧门第观念。 选官实践中的影响 ：在科举早期，公荐、通榜等环节，士族的声望依然能为其子弟带来巨大优势。吏部铨选中的“身、言、书、判”，其“身”（相貌风度）、“言”（言辞谈吐）的评判，也隐约带有旧时代品评人物风仪的色彩。 术语的沿用与转化 ：“品”“阶”等官僚等级名称得以保留并系统化，融入唐代复杂的 散官、勋官、职事官体系 之中，但其内涵已从品评人物的等第，完全转化为标志官员等级、俸禄的行政级别。 第四步：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九品中正制影响的最终消散，是一个贯穿唐代的社会政治过程： 科举制的全面兴盛 ：武则天大开制科，大幅增加进士科录取人数，为寒门俊才开辟了稳定上升通道。唐玄宗以后，进士科成为高级官员的主要来源，“学问”而非“血统”成为精英身份的核心标志。 士族本身的转型 ：旧士族为维持政治地位，不得不积极投身科举，与寒门士子同场竞技。他们逐渐从依赖门荫的特权阶层，转化为依靠文化资本竞争的“科举士大夫”，其社会基础与权力来源发生了根本变化。 唐末的最终清算 ：黄巢起义及随后的五代战乱，对固守旧籍的山东士族进行了物理意义上的沉重打击，“衣冠旧族”多遭屠戮或流散，其赖以生存的宗族组织和谱牒系统彻底崩坏。至此，与九品中正制相伴生的门第社会，才最终烟消云散。 总结 ： 隋唐时期九品中正制的流变，是一部 “制度废止—观念存续—最终消亡” 的历史。隋代从 制度层面 废除了它，唐代则在 社会与观念层面 与之残余进行了长达近三个世纪的博弈，最终通过科举制度的深化和唐末的社会大动荡，完成了选官原则从“重门第”到“重才学”的彻底转型，为中国官僚政治奠定了新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