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军事训练体系 第一步：军事训练的必要性与组织基础 在商代，战争是维护王权、扩张领土、掠夺资源及镇压叛乱的核心手段。因此，建立一套系统化的军事训练体系至关重要。这一体系的组织基础根植于商代的“兵农合一”或“亦兵亦民”的社会结构。平时，大部分成年男性是农业生产者；战时，则根据王命或贵族征召，按一定的军事编制集结为军队。负责统领军队的，是商王、王室贵族、方国诸侯以及“马”、“射”、“戍”等武官。训练并非针对全体民众，而是有组织地在贵族、常备卫队（如王室的“多马”、“多射”等）以及各级贵族统辖的“族”众中进行。 第二步：训练的核心内容与技能分解 商代军事训练主要围绕当时战争的核心要素展开： 车战技能训练 ：商代中后期，战车成为军队主力。训练包括： 御 ：驾驭战车，要求御者能熟练控制驷马，在复杂的战场地形中保持队形、灵活转向和冲锋。 射 ：车载弓矢射击。射手需在颠簸的战车上保持稳定，进行远距离精准射击或齐射。 格斗 ：车左和车右（持戈、矛、戟等长兵器的甲士）在战车交错时的击刺技巧，以及近身步战时的短兵器格斗。 射箭专项训练 ：弓矢是核心远程武器。训练强调臂力、准度和在不同条件下的射击能力。“多射”可能是专职射手部队，其训练更为专业和严格。 阵型与队列训练 ：为使战车、步兵协同作战，必须进行阵型演练。甲骨文中有“立中”（可能指集合队伍、树立旗帜）、“振旅”（整顿军队）等记载，均包含队列、号令、行进等集体训练内容。 田猎作为综合演练 ：商王频繁举行的田猎活动，是军事训练的最高形式。它模拟真实战争场景，包含侦察、包围、驱赶、射击、合围、追击等环节，有效锻炼了部队的指挥、协同、机动与实战技能。甲骨文中常见“今日其田，擒”、“王往逐豕”等记载，其军事意义常大于经济意义。 第三步：训练的时间、地点与管理 时间 ：训练具有季节性。农闲时期（如冬季）是集中训练和举行大规模田猎演习的主要时段。《左传》中“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的传统可能源于更早的商周时期，其中“冬狩”规模最大，最接近军事演习。 地点 ：有固定的训练和演习场所。商王畿内有专门的“牧”（郊野牧场）和“囿”（皇家苑囿），这些地方地域开阔，便于车马驰骋和部队展开。甲骨文中提到的“盂”、“丧”等地，常是田猎和军事活动的地点。 管理者 ：训练由商王和高级军事长官直接主导。甲骨卜辞中常见“王狩”、“王其田”等，表明商王亲自参与并指挥。同时，“马”、“射”、“多尹”等官员负责各自所属部队的具体操练。贵族族长也负责对本族武装进行训练。 第四步：训练体系反映的军事制度与社会形态 商代军事训练体系深刻反映了其社会政治结构： 与“族”武装的结合 ：商代军队以“族”为基本单位，训练往往以族为单位进行，强化了族内的凝聚力与对族长（即军事首领）的服从。 等级性 ：最精良的训练资源（如战车、优质兵器、高级教练）集中于王室卫队和贵族甲士。普通“众人”（平民）可能主要接受基础的队列和服从命令训练，或通过田猎进行集体磨合。 神权色彩 ：任何重大军事行动（包括大型田猎训练）前，均需通过甲骨占卜请示神灵祖先，以择吉日、定地点、测吉凶。这使训练活动蒙上了浓厚的神圣色彩，也是凝聚军心、强化王权神授意识的手段。 第五步：历史影响与演变 商代奠定的这套以车战为核心、结合田猎演练、分级组织的军事训练模式，被周代所继承和发展。西周金文和文献中“射庐”、“学宫”习射，“大蒐礼”等，都是其制度化的延续。它为后世春秋时期更专业化、规模化的军事训练奠定了基础，是中国古代军事教育体系的重要源头。通过这套体系，商王朝得以维持一支在技术和组织上领先于同时代多数方国的武装力量，从而维系其霸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