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苏俄政府在1918年至1921年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实施的一系列非常经济和政治措施的总称。其核心目标是在经济濒临崩溃的极端困境下，集中全国一切资源以保证战争的胜利，并以此为基础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 第一步：政策的背景与直接动因 1918年春，新生的苏维埃俄国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退出一战，但随即陷入了全面内战。旧军官组建的白军、协约国干涉军从四面八方围攻苏维埃政权，控制了主要的粮食、原料和燃料产区（如乌克兰、乌拉尔、西伯利亚）。苏维埃政权控制区域大幅缩小，中心城市与产粮区的联系被切断，导致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极度短缺。工厂因缺乏原料和燃料而停工。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关头，常规的经济手段已无法维持战争和政权生存，迫使布尔什维克党采取一种高度集中、强制性的统制经济模式。 第二步：主要政策内容与实施 战时共产主义并非一个预先设计完备的纲领，而是在战争压力下逐步推出的一系列紧急法令的集合，主要内容包括： 余粮收集制 ：这是政策的核心。国家废除粮食自由贸易，组建武装工人征粮队，强制性地从农民手中征收全部“余粮”（常常不仅是余粮，还包括口粮和种子粮），付给急剧贬值的纸币或工业品（但工业品同样极度匮乏）。农民几乎没有保留产品的权利。 全面国有化与工业管理集中制 ：不仅将大工业，也将中小工业全部收归国有。工业管理高度集中，企业毫无自主权，原料、生产、产品分配全部由国家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及其下属总局（“总局制”）垂直指挥。 禁止私人贸易，取消商品货币关系 ：试图废除市场，实行实物配给制。粮食、日用品等均凭票证定量分配，但配给量远不能满足需求，黑市猖獗。 普及劳动义务制 ：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强制所有有劳动能力的市民参加劳动，并实行军事化管理，劳动力被严格固定在岗位上。 第三步：政策的效果与双重影响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实现其核心军事政治目标上取得了成功： 资源集中 ：它以一种近乎掠夺的方式，从尚能控制的地区（主要是中央黑土区农民）集中了最低限度的粮食和资源，供养了红军和城市工人。 赢得战争 ：保证了前线的物资供应，是苏维埃政权最终赢得内战的重要因素之一。 然而，其经济和社会代价极其惨重： 农业崩溃 ：强制征收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隐瞒产量、减少播种面积，导致粮食总产量在1920年降至战前的一半左右。 工业萎缩 ：脱离市场、缺乏激励的工业管理体系效率低下，工业生产指数暴跌至战前的七分之一。 严重饥荒与社会危机 ：1921年春，伴随着干旱，由余粮收集制引发的农业危机总爆发，在伏尔加河流域等产粮区酿成空前的大饥荒，数百万人死亡。农民暴动四起，最严重的是1921年2月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参与者多是穿上军装的农民，他们提出“要苏维埃，不要布尔什维克党”的口号，标志着政治危机的顶点。 第四步：政策的终结与历史评价 喀琅施塔得叛乱表明，战时共产主义在和平到来后已无法维持。列宁认识到，继续该政策将导致政权覆灭。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决定立即以 粮食税 取代余粮收集制，标志着向 新经济政策 的根本性转变，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宣告结束。 历史评价认为： 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 ：它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全面战争、经济封锁、政权存亡）被迫采取的、具有军事动员性质的临时性政策。 直接过渡的失败尝试 ：许多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包括列宁一度）曾将其视为直接、快速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方式的有效途径。但实践证明，它严重违背了经济规律，特别是忽视了小农经济的现实，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无法直接取消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 深远影响 ：战时共产主义的高度集中和强制模式，对国家经济管理体制和党的思维方式产生了长远影响。同时，其灾难性后果也凸显了政策灵活性（即后来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是理解苏俄早期历史走向的关键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