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达亚制度 伊达亚制度的核心概念，是奥斯曼帝国（1299-1923年）在古典时代（约15至17世纪）形成的一套复杂的经济、财政与土地管理体系。其名称“伊达亚”源自阿拉伯语“蒂马”，意为“供养”或“收入”。理解它，需要从它所处的帝国根基开始。 第一步：制度的基础——军事采邑制 奥斯曼帝国的崛起依赖其强大的军事机器，特别是西帕希骑兵。帝国没有足够的现金来常年维持一支庞大的常备骑兵，于是发展出以土地收入替代现金薪饷的制度。苏丹将新征服的、非世袭的土地所有权收归国有，然后将这些土地的税收权，按一定年限和条件授予西帕希骑兵。获得“蒂马尔”（小采邑）或“齐阿迈特”（中采邑）的骑兵，称为“西帕希”。他们最主要的义务不是自己耕种，而是管理这片土地上的农户，收取法定赋税，并用这些收入来武装自己、供养随从，在战时响应苏丹征召，率领人马参战。这是伊达亚制度最初的、也是最核心的形态——一种将军事义务与地方财政收入紧密捆绑的封建体系。 第二步：制度的运作——税收、管理与义务 具体运作上，获得采邑的西帕希并不拥有土地所有权，土地理论上属于苏丹。西帕希的权利是收取“里苏姆”（各种税款），主要包括实物税（如谷物、牲畜）和部分货币税。他负责维持地方秩序、保证农业生产，并确保税收上缴国库的定额部分。采邑的规模与其军事义务成正比：一个“蒂马尔”持有人需提供一名全副武装的骑兵，一个“齐阿迈特”则需提供多名。中央通过详细的登记册（“蒂马尔德夫泰里”）记录每个采邑的收入、持有人及其义务，并由法官（卡迪）和中央财政官员监督，防止西帕希滥用权力或逃避兵役。这套体系在帝国扩张期高效运转，既解决了军队给养，又将中央权力通过军事贵族渗透到乡村。 第三步：制度的演变与危机——货币化与包税制 从16世纪末开始，伊达亚制度面临内外压力。对外，战争技术变革，火器步兵（耶尼切里）的重要性上升，维持常备军需要巨额现金。对内，人口增长、货币经济渗透以及美洲白银流入引发的价格革命，使得固定额度的实物采邑收入实际价值下降。帝国财政日益依赖现金。于是，一种新的、更货币化的伊达亚形式——“穆卡塔”兴起。国家将大片地区（通常是省份或特定税源）的税收权整体打包，以短期（常为1-3年）合同形式拍卖给包税人（“穆尔特齐姆”）。包税人预先向国库支付一笔巨额保证金，然后尽力征收以牟利。这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军事采邑，西帕希阶层衰落。 第四步：制度的终结与影响——权力私有化与地方离心 包税制（即伊达亚制度的后期形态）带来了深远影响。包税人为最大化利润，常残酷压榨农民，导致农村凋敝和社会动荡。更重要的是，长期包税使包税人及其家族在实际控制区积累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权力，逐渐将短期包税权转变为世袭的、近乎私有的领地权，形成了地方权贵（“阿扬”）。到18世纪，许多阿扬成为半独立势力，严重削弱了中央集权。19世纪，为推行现代化改革、建立中央集权的财税体系和常备军，奥斯曼帝国开始废除伊达亚制度。最终，在1839年启动的“坦齐马特”改革时期，帝国正式立法逐步取消包税制，试图建立直接税收体系，但这过程艰难且漫长，直至帝国末期也未能完全成功。 总结： 伊达亚制度是奥斯曼帝国经济史的骨架之一。它从 军事采邑制 起步，将土地收益与兵役绑定；在货币经济和财政压力下，演变为 包税制 ，以获取急需的现金；最终，包税制导致 财政和土地权力的私有化与地方化 ，侵蚀了帝国根基，其废除成为帝国现代化转型中痛苦而关键的一环。它完整地展示了一个前现代帝国如何试图管理其广袤领土的经济资源，以及这一体系如何在内外部变化下适应、扭曲并最终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