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习《星经》与天文知识体系 首先，我们从“习《星经》”这一学习行为本身入手。在秦汉时期，“习”指学习、传习与实践；“《星经》”并非特指某一部固定典籍，而是对当时流传的各种天文星占著作的泛称，如《甘氏星经》、《石氏星经》及马王堆帛书《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等文献所代表的知识体系。这类学习并非公开普及的教育，而是由特定群体（如史官、畴人子弟、方士、皇家钦天官员）进行专门传承的“畴学”或“世官之学”，具有高度的专业性与垄断性。 接下来，理解《星经》类文献的核心内容。其知识体系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 星官体系 ，即对恒星的分群、命名、坐标测量（如石氏所述的“距度”“去极度”），构建了以“三垣二十八宿”为骨干的星空秩序。二是 行星运动观测 ，详细记录五星（岁星、荧惑、填星、太白、辰星）的运行周期、轨迹、亮度与颜色变化，并赋予其丰富的星占学意义。三是 异常天象记录与占验 ，如日食、月食、彗星（孛星）、流星、云气等的观测、分类，并将其与人事（尤其是军国大事）紧密关联，形成一套“天垂象，见吉凶”的解释系统。 在掌握基本内容的基础上，需探究这种知识学习与实践的 社会与制度背景 。天文星占在秦汉被视为“王官之学”核心，由太史令等官员执掌，严禁民间私习。其根本目的在于 服务王权政治 ：通过观测天象，推定历法（如《太初历》的制定），是为“敬授民时”；通过解读天象所蕴含的“天命”与“灾异”，为皇帝的政治决策（如祭祀、战争、赦免）、权力合法性提供依据，或对君主失德提出警示，这是“天人感应”学说在技术层面的实践。 进一步分析其与 秦汉思想潮流 的互动。习《星经》的知识活动深度融入当时的宇宙论与哲学思想。其一，与 阴阳五行学说 紧密结合，星官、五星、方位、季节均被纳入木火土金水五行框架，运动与变化皆用阴阳消长解释。其二，是 谶纬之学 的重要知识源泉与实证工具，许多纬书（如《春秋纬·文耀钩》、《河图》类谶纬）大量采撷并神化星象知识，使天文观测成为政治预言的核心手段。 最后，审视其 科技史与文化史意义 。一方面，出于占验需要，推动了精密天文观测与记录的发展，如对彗星形态的细致描绘、对太阳黑子的早期记录、对行星会合周期的测算，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另一方面，这套知识深刻塑造了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将天象秩序视为人间秩序的镜像与主宰，形成了独特的“天学”政教传统。同时，星象知识也渗透到建筑（如仿天象的宫室布局）、军事（观云气卜胜负）、墓葬（星图壁画）等社会各层面，成为秦汉宇宙观普及化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