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习《禹贡》与地理认知 “习《禹贡》”的背景与文本基础 ：此处的“习”指学习、研习。《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传统上托名为大禹治水后划分九州、制定贡赋的记载。在秦汉时期，随着国家大一统格局的建立和郡县制的推行，统治者迫切需要一套能够描述、认知和治理广大疆域的地理框架与思想资源。《禹贡》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系统性的模板：它以山川为界，将天下划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并记述了各州的土壤、物产、贡赋等级和交通路线。因此，研习《禹贡》从单纯的经典学习，演变为一项具有强烈现实政治意涵的知识活动。 地理认知与国家治理的实践结合 ：秦汉朝廷将《禹贡》的理念运用于实际行政与地理探索中。首先， 秦朝统一后 ，“书同文，车同轨”，修建驰道、统一度量衡，这些举措在精神上与《禹贡》所描绘的“九州攸同”的秩序图景一脉相承。汉武帝时期，在开疆拓土（如通西域、平南越、置郡朝鲜）的过程中，朝廷常参照或比附《禹贡》的九州观念来理解新开拓的疆土，尝试将其纳入既有的地理认知体系。其次，在 经济治理方面 ，《禹贡》中按土地肥瘠制定贡赋等级的原则，对汉代“编户齐民”制度下的田租、口赋等财政体系的建立与调整，提供了经典依据和理论参考。 学术传承与地理学的发展 ：对《禹贡》的研习推动了汉代地理学知识的专门化。学者们不仅注释经文（如孔安国、郑玄等经学家均有注疏），更以其为纲，进行实地考辨和扩展记述。最显著的成果是** 《汉书·地理志》** 的编纂。班固在《地理志》开篇即引述《禹贡》全文作为古地理的权威记载，而后详细记录汉代103郡国、1587县邑的建置沿革、户口山川、物产风俗等。这标志着从《禹贡》的理想化、经典化地理描述，向基于行政现实的、实证性的历史地理学迈出了关键一步。此外，汉代涉及山川、异物、交通的著述（如《史记·河渠书》、《异物志》等），其知识源头与认知方式也多受《禹贡》影响。 “大一统”意识形态的建构 ：习《禹贡》的深层意义在于意识形态领域。它提供的“九州”模型，是一种超越具体王朝的、永恒性的“天下”空间想象。秦汉帝国通过对《禹贡》的学习、宣扬和实践，将自身政权塑造为这一经典地理秩序的恢复者与实现者，从而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与必然性。《禹贡》中“任土作贡”的理念，也被引申为“四夷来朝”的朝贡体系的思想雏形之一，服务于构建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观。因此，习《禹贡》不仅是获取地理知识，更是学习一种蕴含于经典之中的、关于如何规划和统治“天下”的政治哲学。 总结来说，秦汉时期对《禹贡》的研习，是一个从文本认知到治国实践，再到学术发展与意识形态建构的连贯过程。它反映了秦汉帝国如何利用前代经典资源，来认识、规划和管理其空前辽阔的疆域，并以此巩固“大一统”的政治与文化格局，对后世中国的地理观念和行政区划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