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的“垛集”与“抽籍”兵役制度

1. 核心概念与背景：“垛集”与“抽籍”是宋、元两朝在不同时期、为满足不同军事需求而实施的特殊兵役征发制度。其核心在于，它们都并非传统的普遍征兵（如府兵制）或职业募兵，而是针对特定户籍（如民户、匠户等），按照一定规则（或家庭比例，或财产标准）进行强制性挑选，以补充军队员额。“垛”有堆积、聚合之意，“垛集”即按户集合抽取；“抽籍”则是从户籍册中按规则抽选。这两种制度的出现，与宋元时期常备军制度（如宋代禁军、厢军，元代军户世袭制）的不足，以及应对大规模、高损耗战争（如宋金、宋元战争，蒙古对外征服）的兵员补充压力直接相关。

2. 宋代“抽籍”与“垛集”的实践：在宋代，这两种方式主要用于组建和补充地方性、辅助性或应急性部队。

   • 抽籍：主要用于招募“乡兵”（非正规地方武装）。官府制定标准（如户籍等第、丁口数、财产），从民户中“抽”丁入伍。例如，北宋在河北、河东等地为防御辽朝而组建的“义勇”、“弓箭社”等，部分兵员即通过“抽籍”方式获得。
   • 垛集：在宋代更具典型性，尤其在宋神宗熙宁年间实行“保甲法”后，常与保甲组织结合。其基本做法是：将相邻的数户（如三户或五户）编为一“垛”，共同承担出兵义务。通常规定每垛出一定数额的丁壮（如一人）为“正军”（即正式兵员），其余各户则需为这名正军提供经济补助，称为“贴军户”或“帮贴户”。这实质上是一种将兵役负担在有限范围内进行均摊和转移的制度，既能保证兵源，又能减少对单个家庭的过度影响。南宋后期，为应对蒙元威胁，也多次采用或变相采用垛集法补充沿边守军。

3. 元代“签军”与“垛集”的演变：元代的兵役主体是世袭的“军户”，但遇重大战事，军户兵员不足时，则大规模向民户等其他户籍签（征）兵，其方式可视为宋制的强化与扩大。

   • 签军：这是蒙古国及元朝初期最主要的强制征兵方式。每次出征前，大汗或朝廷下令，按地区、按户籍类别（如民户、匠户、站户等）规定比例，强行签发丁男为军。这是一种非常直接和残酷的“抽籍”，带有强烈的原始掠夺色彩，被签者往往终身甚至世代为兵。
   • 垛集：在元朝统一后，尤其在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及之后，为了稳定和补充军户体系，广泛推行了更为制度化的“垛集”法。其典型模式是：将特定地区的民户，每两三户或更多户合为一“垛”，其中丁力强、资产厚的一户被指定为“正军户”，出丁应役；同垛的其他户则为“贴军户”，负责提供装备、盘缠等经济支持，有时也需出丁助战或替补。这实际上是将宋代辅助性的垛集原则，改造为支撑元代主体军户制度的重要基础之一，使得非军事户籍被强制绑定到军事体系上，扩大了兵员基础，也强化了社会控制。

4. 制度特点与影响：

   • 强制性：两者均属强制征发，与自愿投募的职业兵（宋代募兵主体）或特权性的世袭军户（元代主体）形成区别，是国家在常规军事制度外，行使紧急或特殊动员权力的体现。
   • 连带性与剥削性：“垛集”制度的核心在于户际连带。它虽试图分摊负担，但在实践中，“正军户”往往因长期服役而破产，“贴军户”也因沉重补贴而不堪重负。元代尤为严重，正、贴军户常有破产逃亡者，导致军役空缺，官府又强行从同垛或他垛签补，形成恶性循环。
   • 社会影响：这两种制度，尤其是元代广泛而持久的签军与垛集，对社会经济造成巨大扰动。大量劳动力脱离生产，加重了在籍民户的赋役负担（需供养出征者），导致户籍紊乱、田地荒芜，是元代中后期社会矛盾加剧、军制逐渐败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 承前启后：宋元的“垛集”与“抽籍”实践，为后世（特别是明代）提供了兵役制度的经验和教训。明初实行的“卫所制”及“垛集军”之法，其“正军”、“贴户”的搭配，明显受到元制的直接影响，是理解中国古代兵役制度从唐宋向明清演变的关键一环。

5. 小结：宋元时期的“垛集”与“抽籍”制度，是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应对兵员短缺而采取的强制性、补充性兵役动员手段。它们连接了唐宋的募兵、征兵传统与元明的世袭军户、卫所制度，体现了国家权力对社会人力和经济资源的深度汲取与控制，也反映了传统社会在维持大规模常备军与保障农业生产之间所面临的持续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