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市舶司与海上丝绸之路主要贸易港口分布图》 词条基本概念阐释 这个图所展示的，是 宋代 （960-1279年，通常分为北宋和南宋两个时期）管理海外贸易的官方机构—— 市舶司 的设立地点，以及这些港口所连接的海上贸易网络，即广义上的“ 海上丝绸之路 ”。 市舶司 ：类似于现代的海关与外贸管理机构合一的机构。其核心职能包括：对进出口商船进行检验与抽税（“抽解”）、收购政府专卖的货物（“博买”）、发放贸易许可证（“公凭”）、管理来华外商等。它是宋代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海上丝绸之路 ：在此图中特指宋代时期，以中国东南沿海港口为起点，连接东北亚、东南亚、印度洋沿岸，乃至波斯湾和东非的远洋贸易航线网络。它不仅是商品（如瓷器、丝绸、香料、金银）的流通渠道，也是技术、文化和宗教传播的通道。 宋代市舶司体系的时空演变 设立背景 ：宋代陆上丝绸之路因西夏、辽、金等政权阻隔而时常不畅，加之经济重心南移、造船与航海技术（如指南针的应用）大发展，促使政府大力发展海上贸易，并制度化地设立管理机构。 主要港口与市舶司设置 ： 广州 ：历史最悠久，唐代即设市舶使，宋代最早（开宝四年，971年）设立市舶司，是整个宋代最重要的对外贸易门户，尤其连接东南亚和印度洋航线。 杭州 ：北宋初期设立，地处富庶的江浙地区，既是重要贸易港，也是京杭大运河的南端，连接内陆水运。 明州 （今宁波）：主要面向日本和高丽的贸易，是东亚海域贸易的核心枢纽。 泉州 ：在南宋时期迅速崛起，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积极的政策扶持（如鼓励蕃商居住），至南宋末及元初成为“东方第一大港”，贸易范围覆盖整个海上丝绸之路。 密州板桥镇 （今山东胶州）：北宋北方主要港口，主要面向高丽贸易，后因宋金战乱而衰落。 秀州华亭县 （今上海松江）、 温州 、 江阴军 等也曾短期设立或作为分支机构，反映了贸易网络的细化和扩展。 演变特点 ：从北宋以广州、杭州、明州为主，到南宋因政治中心南移，更加倚重泉州、广州，形成了以东南沿海为核心的港口体系。 海上贸易路线的网络结构 近程航线（东亚圈） ：从 明州 、 泉州 出发，通往 高丽 （开城、礼成港）和 日本 （博多、敦贺）。运输商品包括中国的瓷器、书籍、铜钱，以及日本的硫磺、木材，高丽的人参、织物。 中程航线（东南亚圈） ：从 广州 、 泉州 出发，经南海，到达 交趾 （越南北部）、 占城 （越南中南部）、 真腊 （柬埔寨）、 三佛齐 （苏门答腊巨港，控制马六甲海峡）。这里是香料（胡椒、丁香）、药材、硬木的重要来源地。 远程航线（印度洋及以西圈） ：从中国港口出发，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主要分两路： 西路 ：经 细兰 （斯里兰卡），至 注辇 （印度东南海岸）、 南毗 （印度西南海岸），再至 大食 （阿拉伯地区）的 忽里模子 （霍尔木兹）和 瓮蛮 （阿曼），最终抵达 勿斯里 （埃及）和 层拔 （东非桑给巴尔）。 南路 ：经东南亚群岛，可能直达东非沿岸。 网络节点 ：航线并非简单的点对点，而是依赖一系列中转港口（如三佛齐的巨港、印度的奎隆），这些节点构成了贸易网络的支撑。 地图所反映的深层历史意义 经济结构变革 ：该图直观体现了宋代海外贸易的空前繁荣，标志着中国经济从主要依赖内陆农业税收到海外贸易税收成为重要补充的深刻转变。 国家治理的海洋面向 ：市舶司的体系化分布，显示了宋代政府已具备系统管理复杂海洋贸易的能力，并通过《元丰市舶条》等法规将其制度化，是国家权力向海洋延伸的体现。 世界体系的连接 ：这张图将中国置于一个广阔的跨洋网络中心。它不仅仅是中国的贸易图，也是当时 印度洋贸易圈 与 东亚贸易圈 深度融合的写照。中国的瓷器、丝绸汇入印度洋的香料、非洲的象牙的流通大潮，促进了 前现代早期全球化 的一个高峰。 技术文化交流的通道 ：沿着这些航线和港口，指南针（罗盘）导航技术外传，伊斯兰世界的天文、数学知识传入，中国的造纸、印刷术也进一步西传。宗教（如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和移民社群（如广州、泉州的“蕃坊”）也随之分布。 通过从“管理机构（市舶司）”到“贸易节点（港口）”，再到“连接网络（航线）”，最后到“全球意义”的层层解析，这幅地图便从一个静态的地理标识，转变为理解宋代海洋活动、经济转型及其在世界历史中地位的动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