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立军起义”

“自立军起义”是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年）夏秋之际，由维新派激进分子唐才常等人领导，以长江中游为中心，旨在“勤王”、推翻慈禧太后政权、建立君主立宪新政府的武装起事。它处于戊戌变法失败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关键节点，是近代中国政治力量分化重组的重要标志。

1. 背景与酝酿：戊戌后的流亡与“勤王”主张
   1898年“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成立“保皇会”，主张拥护光绪皇帝复辟，实行君主立宪。部分原维新派人士（如唐才常）和少数兴中会成员（如孙中山一度尝试合作）认为，单纯依靠舆论与外交无法达成目标，必须组织武装“勤王”。同时，北方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侵华导致清廷中枢权威严重动摇，为在南方举事创造了时机。唐才常等人利用这一局势，开始广泛联络会党、新军官兵及留学生，筹集资金与军火。

2. 组织与纲领：“国会”与“自立军”的建立
   1900年7月，唐才常在上海邀集维新人士、革命党及社会名流召开“中国国会”（亦称“张园国会”），推举容闳、严复为正副会长。国会公开宣布“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不承认慈禧政府，请光绪帝复辟，具有复杂的政治双重性：既倡言自立、革新，又标榜“勤王”。唐才常以此国会为号召，实际核心是组织“自立军”。他将长江流域会党及部分新军士兵编为七军，总部设于湖北汉口，自任诸军督办，计划于湖北、安徽、湖南等多地同时起兵。

3. 起义过程与失败：泄密、延期与仓促发难
   自立军原定于1900年8月9日在汉口、安徽大通、湖南常德等地同时起义。但因海外康有为汇款延误，军费不足，唐才常被迫将起义推迟至8月23日。然而，安徽大通一路未能及时接到延期通知，秦力山、吴禄贞部按原期起事，孤军奋战数日后失败。推迟起义的消息走漏，湖广总督张之洞在获得英国领事同意后（因起义可能影响英国在长江流域利益），于8月21日派兵包围汉口英租界自立军总部，逮捕唐才常、林圭等核心领导人。8月22日，唐才常等二十余人在武昌从容就义，长江中下游各地自立军组织相继被破坏，起义迅速失败。

4. 性质与特点：过渡时期的复杂政治光谱
   自立军起义在政治纲领上体现显著的矛盾与过渡性：它既以“勤王”为旗号，依赖保皇会资金，又主张“自立新国”，吸纳了部分具有反满革命思想的青年（如吴禄贞、沈荩）；既依托传统会党力量，又试图策动清朝新军；既得到部分开明士绅同情，又未能与下层民众结合。这种复杂性反映了庚子前后中国政治精英在君主立宪与革命共和之间的摇摆与探索。

5. 影响与意义：从维新到革命的转折点
   起义的失败产生了深远影响：

   • 加速了维新派的分化：惨痛教训使许多原属维新阵营的青年（如秦力山、戢元丞）彻底放弃“保皇”幻想，转向反清革命。梁启超此后思想也更为激进。
   • 推动了革命力量的成长：起义为革命党人提供了宝贵的军事尝试经验，部分参与者在失败后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成为日后革命组织的骨干。
   • 暴露了清廷与列强的勾结：张之洞在列强默许下镇压起义，加深了进步人士对清廷“洋人朝廷”本质的认识。
   • 标志武装反清进入新阶段：自立军起义是戊戌后第一次有组织、多省联动的武装反清行动，虽失败，却直接为1900年惠州起义、乃至日后辛亥武昌起义积累了经验、铺垫了道路。它被视为从改良走向革命的关键转折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