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卜骨文化与甲骨文 首先，我们将从卜骨文化的物质基础与社会背景开始理解。在距今约3300年前的商代中晚期，中国黄河流域的先民，特别是王室与贵族阶层，已经发展出一套复杂的占卜体系。他们使用的主要材料是动物的肩胛骨（多为牛、羊、猪骨）和龟的腹甲、背甲。选择这些材料，是因为它们质地坚硬、表面相对平整，且被认为具有沟通神灵的灵性。占卜的目的几乎涵盖了国家与社会生活的所有重大领域：战争、祭祀、农业收成、天气、疾病、生育、梦境解析，乃至国王的田猎行程。这反映了当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宗教政治形态，王权与神权高度结合，商王通过垄断与祖先神、自然神的沟通渠道来强化统治合法性。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占卜与契刻的具体流程，这是甲骨文得以产生的直接技术环节。一次完整的占卜仪式通常包含以下几个步骤： 取材与整治 ：获取龟甲或兽骨后，进行削锯、刮磨，使其表面光滑平整，便于后续操作。 钻凿 ：在甲骨背面钻出圆形或凿出梭形的凹槽，但不穿透正面。钻凿的目的是使甲骨局部变薄，受热时易于在正面产生裂纹。 灼兆 ：用炽热的金属棒（如青铜）在钻凿处灼烧。甲骨因受热不均而在正面产生“卜”字形的裂纹，这就是“兆纹”。 观兆与断辞 ：贞人（专业的占卜官）或商王本人根据裂纹的形态、长短、走向来判断吉凶，并将占卜的事由和结果刻写下来。 契刻与涂饰 ：由专门的刻手用锋利的青铜刀或玉刀，将占卜的相关文字刻在兆纹附近。重要的文字有时还会涂以朱砂或墨。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日常书写可能主要用毛笔和朱墨（甲骨上有未刻的毛笔字迹为证），但为求庄重和永久保存，占卜记录则采用契刻。 现在，我们聚焦于这些刻痕本身——甲骨文，探讨其文字学与史料价值。甲骨文是目前中国能见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体系，具备了汉字“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多种构字法。虽然字形带有较强的图画性，但已高度抽象化和符号化。一片完整的卜辞通常包含 叙辞（占卜日期与贞人名）、命辞（所要卜问的事）、占辞（根据兆象做出的吉凶判断）、验辞（事后应验的情况记录） 四部分。这使其内容极为丰富，不仅是研究古文字的宝库，更是第一手的商代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天文历法史、战争史的档案。通过它，我们得以实证商王的世系、重大历史事件（如商王武丁时期的战争）、官职制度、方国关系、农业生产、乃至气象（如最早的月食记录）和疾病名称。 然后，我们追溯甲骨文的发现与近代研究历程，这是其从“龙骨”到“国宝”的文化认知转变。清朝光绪年间，河南安阳小屯村的农民在耕作时时常挖出刻有符号的“龙骨”，并将其作为中药售卖。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因病购药，敏锐地识别出这些“龙骨”上的刻画是远古文字，从而开始了有目的的搜购与研究。此后，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等学者（并称“甲骨四堂”）在甲骨文的搜集、考释、断代研究方面做出了奠基性贡献。特别是1928年开始的中央研究院在安阳殷墟的科学考古发掘，不仅发现了大量有字甲骨，更确认了此处即为商代晚期都城遗址，将甲骨文的研究纳入了现代考古学的科学框架。 最后，我们审视卜骨文化与甲骨文的深远影响及其文化意义。甲骨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华文明进入了有文字可考的信史时代，它与其后的金文、篆书、隶书等一脉相承，是汉字演进的源头。卜骨文化本身虽随着商周鼎革而逐渐衰落（周人更偏爱蓍草筮占，并发展出《周易》体系），但其“敬天法祖”的核心观念和通过特定仪式沟通人神的思维方式，深刻影响了后世中国的礼仪文化与哲学思想。甲骨文研究（甲骨学）已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其持续不断的释读和新发现，仍在刷新我们对上古中国的认知。从文化史角度看，它代表了一个文明在神权政治时代，如何将神圣的巫术实践（占卜）与世俗的行政管理需求（记录）相结合，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记录与知识传承系统，为后世浩如烟海的典籍传统奠定了最初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