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之春（1968）与苏联入侵》 第一步：概念界定与时空定位 《布拉格之春》特指1968年1月至8月期间，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当时属于苏联主导的东方集团）内部发生的一场政治民主化改革运动。其核心目标是建立一种“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即在保持一党制和社会主义基本框架的前提下，引入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经济分权、取消书报审查、保障公民权利等改革。这场改革由捷共内部的开明派领导，最初得到部分民众的广泛支持，但最终于1968年8月20日深夜，遭到苏联及华沙条约组织（除罗马尼亚外）五个成员国（苏、波、匈、保、东德）约20万军队的武装入侵和占领而夭折。 第二步：历史背景与直接诱因 二战后，捷克斯洛伐克在1948年通过“二月事件”确立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全面统治，并完全效仿苏联的斯大林模式。这种模式在1950年代带来了政治高压、经济僵化、秘密警察横行和一系列清洗审判。虽然斯大林死后（1953年）及苏共二十大（1956年）后有所“解冻”，但改革尝试有限。进入1960年代，计划经济弊端日益凸显，经济增长停滞，知识分子和党内改革派的不满积聚。1967年，在作家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知识分子公开批评体制，党内斗争加剧。1968年1月，改革派领导人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取代保守的诺沃提尼，当选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成为推动全面改革的直接政治信号和起点。 第三步：改革进程与主要内容 杜布切克上台后，改革迅速展开： 政治改革 ：提出《行动纲领》，强调党的领导作用应通过“民主方式”实现，而非行政命令。取消新闻审查，媒体空前活跃，公开讨论国家弊端和未来道路，出现了“两千字宣言”等呼吁加速改革的公开信。 经济改革 ：经济学家奥塔·希克等人设计改革方案，旨在引入有限的市场经济元素，扩大企业自主权，并开始讨论工人自治。 社会与公民权利 ：倡导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恢复受迫害者的名誉，探索联邦制以解决斯洛伐克民族地位问题。 外交表态 ：杜布切克试图在维持华约成员身份和与苏联同盟关系的前提下进行改革，强调对“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忠诚，并试图通过高层会谈缓解苏联的疑虑。 第四步：外部反应与武装干预 苏联及其他东欧保守政权（特别是东德和波兰）对捷克斯洛伐克改革深感恐惧，认为其动摇了共产党的绝对权威，可能引发连锁反应，破坏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勃列日涅夫主义”的理论基础——有限主权论）。 施压与谈判 ：1968年3月至8月，苏联与捷领导人举行多次高层会议（德累斯顿、莫斯科、切尔纳、布拉迪斯拉发），不断施压要求扭转改革方向。 军事准备 ：华约军队在捷边境多次举行军事演习，实为入侵准备。 最终决策 ：苏联领导人认为杜布切克已无法控制局面，改革已越界。在8月20日深夜，以“应捷克斯洛伐克党和国家活动家请求”为借口（实为伪造），发动代号为“多瑙河行动”的全面军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与党领导层被迅速扣押并押往莫斯科。 第五步：入侵后果与长期影响 直接镇压与“正常化” ：入侵遭到捷克斯洛伐克民众的非暴力广泛抵抗，但无济于事。杜布切克等领导人在莫斯科被迫签署协议，承认占领合法。杜布切克很快被撤职，由古斯塔夫·胡萨克接替。随后是长达二十年的“正常化”时期，改革全部被废止，支持改革者遭清洗、解职或流放，社会重新陷入高压和停滞。 国际反应 ：西方国家强烈谴责但未采取军事干预。国际共运严重分裂，许多西欧共产党公开批评苏联。中国也谴责其为“社会帝国主义”行径。 思想遗产 ：布拉格之春虽然失败，但它彻底暴露了苏联模式的僵化和“有限主权论”的霸权实质，在东欧乃至全球左翼思想中埋下了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进行反思和批判的种子。它成为后来东欧持不同政见运动（如“七七宪章”）的重要精神源泉，也为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