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择吉文化与日书 择吉文化，即选择吉日良辰以行事，规避凶日禁忌，是中国古代数术思想与社会生活紧密结合的产物。秦汉时期，随着天文历法知识的系统化、阴阳五行学说的盛行以及民间信仰的蓬勃，择吉活动变得极为普遍和程式化，其核心知识与实践指南集中体现在一类被称为“日书”的文献中。 首先，择吉文化的思想根源与知识基础。其理论基础主要构建于三大体系之上：一是天文历法知识，特别是干支纪日系统的成熟（十天干与十二地支相配，形成六十甲子循环），为选择吉凶提供了基本的时间坐标框架。二是阴阳五行学说，将日期、方位、事项与金木水火土五行、阴阳消长联系起来，形成了一套复杂的生克宜忌逻辑。三是丰富的鬼神与禁忌观念，认为每日皆有当值之神煞（如“建除十二神”、“丛辰”等），其性情有善有恶，行事需迎合吉神、规避凶煞。这些知识通过官方史官、民间方士以及世守其业的“日者”（职业占卜者）进行传承与传播。 其次，择吉知识的物质载体与实践手册：日书。日书是当时民间用于选择时日、判断吉凶的实用手册，性质类似于后世的黄历或通书。在睡虎地秦简、放马滩秦简、孔家坡汉简等考古发现中，均有完整的《日书》文献出土。其内容包罗万象，通常包括：1. 建除系统 ：将每月日子按“建、除、盈、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十二字轮流标注，每字对应不同的吉凶宜忌。2. 选择事项 ：详细列出婚嫁、出行、建房、耕种、沐浴、裁衣、甚至捕捉盗贼等数百种日常活动的吉日与凶日。3. 神煞运行 ：记载各种吉神（如天德、月德）和凶煞（如月煞、日害）的出没规律。4. 形法占卜 ：如根据人面或住宅的朝向、形状进行吉凶预测（“相宅”、“相人”）。日书的流行，表明择吉已深度嵌入基层社会的日常生活秩序中。 再者，择吉文化在社会各层面的应用与影响。从社会层面看，它起到了规范社会时间、缓解不确定焦虑的作用。无论是平民的婚丧嫁娶、动土盖房，还是官吏的赴任视事、司法行刑（如“秋冬行刑”制度亦受其影响），乃至国家的祭祀、出兵等重大活动，常需参考时日吉凶。这反映了在自然科学认知有限的时代，人们试图通过一套符号化、规则化的系统，来把握命运、规划生活的强烈意愿。择吉也常与法律、政令发生互动，一些禁忌日可能成为事实上的“休务日”。 最后，择吉文化的政治意涵与批判。官方对择吉态度复杂：一方面，统治者自身深信并利用其服务于政治合法性，如选择吉日举行登基、祭祀、改元等大典；另一方面，又警惕其可能扰乱行政秩序、蛊惑民心，甚至被用于反对现行统治（如利用谶纬选择“起事”日期）。因此，择吉活动始终处于官方既利用又管控的张力之中。同时，一些理性士人如东汉王充，在其著作《论衡》中设有《讥日》、《辨祟》等篇，专门批判择吉文化的虚妄，体现了当时思想界对民间数术的反思。 综上所述，秦汉时期的择吉文化与日书，是理解当时民众宇宙观、时间观与社会行为模式的一把关键钥匙。它并非简单的迷信，而是一个融合了天文、历法、哲学、民俗的复杂知识体系与实践系统，深刻塑造了秦汉社会的日常生活节奏与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