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警察制度 第一步：制度起源与清末变革基础 中华民国警察制度并非凭空建立，其直接源头是清末“新政”时期的警政改革。1901年，清政府下令创办巡警，仿照外国（主要是日本与欧洲）模式，在京师（北京）设立“工巡总局”，在地方由袁世凯在天津率先试办现代警察。1905年，清政府设立中央警政机构“巡警部”（后改为民政部警政司），统一领导全国警政，并颁布《违警律》等初步法规。这一系列变革引入了现代警察的职能分工（如治安、户籍、消防、交通等）、等级制服、专业训练等概念，取代了传统的保甲、衙役体系，为民国警政奠定了组织与理念基础。 第二步：北京政府时期的建制与初步发展（1912-1928） 中华民国成立后，承袭了清末警政基础并加以系统化。1913年，北洋政府内务部颁布《地方警察厅组织令》，规定在省会、商埠等重要地方设立警察厅，县设警察所，初步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警政体系。1914年颁布《县警察队章程》，试图规范地方武装警察。1915年，《违警罚法》颁布，成为处理轻微违法行为的主要法律依据。这一时期，警察职能进一步扩展，涉及治安管理、户籍稽查、风俗稽查、卫生防疫等。然而，由于军阀割据，警政建设地方差异很大，警察常受地方军政长官控制，且经费、训练不足，与军队、保安团等武装力量界限模糊，警权独立性和专业性有限。 第三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系统化与党国化（1928-1937）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后，致力于建立中央集权的现代化警察体系。主要举措包括：1. 统一组织 ：1929年颁布《省警察队组织条例》、《县警察组织大纲》，力图规范地方警力。在中央，内政部设警政司，作为全国最高警政主管机关。2. 强化教育 ：设立中央警官学校（1936年成立，戴笠曾任校长），并在浙江、江苏等地设立地方警官学校，培养专业化警官。3. 健全法规 ：修订并完善了《违警罚法》（1928年），并制定了一系列专项警政法规。4. 特务化与党化 ：警察系统与国民党特务系统（如中统）关系密切，承担政治侦缉、镇压异己等任务，体现了“党国”体制下警察作为政权统治工具的色彩。此外，尝试推行“警保联系”（警察与保甲制度结合），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这一时期，城市警察（特别是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现代化、专业化程度有所提高。 第四步：战时状态下的调整与强化（1937-1945）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警察制度为适应战时需要发生重大变化。1. 军事化与战时职能 ：大量警察力量直接参与战斗或后方治安维护，职能侧重于防空、消防、疏散、防谍、物资管制等。2. 机构调整 ：沦陷区警政体系瓦解或附逆，国民政府在大后方强化警政，内政部警政司的职权有所扩大。3. 特务职能凸显 ：为应对战争环境，警察与军统、中统等特务机构的合作与渗透更加深入，针对日伪间谍、中共活动及民众控制的侦查镇压职能强化。4. “警管区制”推行 ：在国统区部分地区推行警察分区管理制度，加强对户口和居民的监视与控制。 第五步：战后恢复、危机与在大陆的终结（1945-1949）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着手接收收复区的警政机构，试图整合和重建全国统一的警察体系。1946年，内政部警政司扩编为“警察总署”，由唐纵任署长，显示了提升警政地位的意图。主要工作包括：整编复员警察、接收敌伪警械、训练新警等。同时，颁布《警员警械使用条例》等法规。然而，由于内战迅速爆发，警察的核心任务彻底转向“防共”、“戡乱”，成为维持国民党统治区社会秩序、镇压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重要暴力工具。警察与军队、特务的协作空前紧密，其镇压性、恐怖性的一面暴露无遗。随着国民党在军事上的溃败，其警察体系在大陆也迅速瓦解，部分人员及架构随国民党政权迁至台湾。 第六步：特点与历史评价 中华民国警察制度（大陆时期）的发展呈现几个显著特点：1. 外来移植与本土适应 ：最初模仿日德，后受英美影响，但始终与中国的保甲、户籍管理等传统控制手段相结合。2. 现代化与封建性并存 ：引入了现代警察的组织形式、技术和管理知识，但其本质上服务于专制或一党独裁政权，独立性弱，人权保障功能缺失。3. 职能广泛 ：远超维护公共安全的范畴，深入社会管理、政治控制、思想审查等领域。4. 未能真正独立统一 ：长期受军事、党派力量干预，地方实力派时常掌控本地警权。总体而言，它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国家权力试图深入和控制社会的关键制度尝试，但其发展受制于动荡的政局、战争以及政权本身的性质，最终未能建立起真正高效、廉洁、服务于公众的现代警察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