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羡余”与地方财政 首先，从概念定义入手。“羡余”一词，原指“正赋”（国家法定税收）之外的盈余。在明清财政语境中，它主要指地方政府在征收、解运国家正项钱粮（如田赋、漕粮）过程中，通过折价、加耗（附加损耗）等方式，在完成国家定额后，实际多收并留存在地方的那部分财物。它并非法定税收，却是地方行政运作不可或缺的“灰色”或“半合法”经费来源。 接下来，分析其产生的制度根源。明清中央财政实行严格的“定额化管理”，即国家每年的财政收支有固定预算，地方州县征收的田赋、漕粮等有固定上缴额度。然而，实际征收和运输过程必然产生成本（如粮食晾晒、仓贮、运输中的损耗，银两熔铸的火耗，胥吏的劳务等），而中央财政并不全额拨付这些行政成本。同时，地方官府还有大量中央不负责的本地公共事务开支（如衙署修缮、本地治安、教化、赈济等）。这种“僵化的中央集权财政”与“灵活的地方行政需求”之间的矛盾，迫使地方政府必须寻找额外财源。“羡余”便是在这种制度缝隙中应运而生，成为一种非正式但普遍存在的财政补充机制。 然后，阐述其具体的运作方式。主要有两大途径： 田赋征收中的“耗羡” ：这是“羡余”最主要来源。征收粮食时，会加收“鼠雀耗”、“仓场耗”等；征收白银时，会加收“火耗”（弥补碎银熔铸成锭的损耗）。这些附加费率并无全国统一标准，由地方官员在实际中酌情定夺，往往远超实际损耗，超出部分便成为州县官掌握的“羡余”。 漕粮征收中的“漕项”与折色 ：在将江南等地的粮食通过运河运往北京（漕运）的过程中，除了正粮，还加征各种名目的附加税，如运费（漕项）、损耗（漕耗）等。此外，有时允许将部分实物漕粮折征银两（折色），折价通常高于市场价，差价亦成“羡余”。这些收入一部分用于漕运体系本身的运作，结余则构成相关官员的经费。 再者，探讨其性质与影响的两面性。 积极方面（润滑作用） ：在制度上，“羡余”实质上是地方官员的“非正式财政自主权”。它润滑了僵硬的国家财政体系，使得地方行政能够实际运转，部分用于地方公益、弥补财政缺口，成为了维系帝国基层治理的“潜规则”。 消极方面（贪腐温床） ：由于缺乏透明规范和有效监督，“羡余”的征收率完全取决于官员个人操守，极易成为官员中饱私囊、盘剥百姓的工具。“耗羡”往往成为“重耗”，数额远超合理范围，是明清时期“陋规”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剧了吏治腐败和民众负担。中央朝廷虽屡禁不止，因其事实上的必要性，往往只能默许。 最后，联系重要的制度改革。清雍正时期推行的“ 耗羡归公 ”政策，正是试图解决“羡余”问题的关键举措。皇帝承认“耗羡”存在的现实，但下令将其征收标准化、公开化，全部上缴省级藩库，再由朝廷统一分配，作为“ 养廉银 ”发给官员，并填补地方公用。这场改革旨在将“羡余”从隐蔽、无序的灰色地带，纳入规范化、透明的财政管理轨道，是中央对地方非正式财政的一次强力整合。虽取得显著成效，但后世“羡余”或类似陋规仍以其他形式变相存在，体现了传统帝国财政根本性矛盾难以彻底解决。 总结而言，“羡余”是理解明清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地方行政实际运作以及吏治生态的一个核心概念。它从制度缺陷中滋生，游走于合法与非法之间，既是地方行政得以维持的“润滑剂”，也是民众负担和吏治腐败的“加速器”，其演变与整顿过程深刻反映了帝国财政体系的张力与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