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市籍”与商人身份管理

1. 基本概念与起源：“市籍”是秦汉时期国家对在城市特定市场（“市”）内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及手工业者进行登记注册的特殊户籍制度。其起源可追溯至战国，各国为加强对城市商业活动与人口的控制，已出现将市井之民单独编籍管理的雏形。秦统一后，将此制度系统化、规范化，并延续至汉代，成为国家管控商业和区分社会身份的重要工具。

2. 登记与管理机制：凡欲在官方设立的“市”内拥有固定店铺或摊位（称为“市肆”或“列肆”）从事交易者，必须向官府（市吏）申请，将自己的姓名、籍贯、经营范围等信息登记在专门的簿册上，即取得“市籍”。此过程称为“占租”或“著籍”。市籍由市官（如市长、市令、市啬夫）负责管理，他们不仅征收市租（营业税），还负责维持市场秩序、检查商品质量、监督交易价格（即“平贾”制度的一部分）。无市籍而经商被视为非法，将受处罚。

3. 市籍者的法定义务与限制：拥有市籍意味着承担了较普通编户齐民（农民）更重的义务和更严的社会歧视。首先，市籍者需缴纳更重的算赋（人头税），且常常被课以特殊的财产税（如汉武帝时的“算缗钱”）。其次，他们是国家征发特定徭役（如成边、修筑工程）的优先对象，常与罪犯同列。最重要的是，法律规定市籍者及其后代（通常指直系子孙）在政治与社会地位上受到严格限制：不得占有田地（“名田”）、不得担任官吏（“仕宦为吏”）、不得穿戴丝绸、不得乘车骑马等。这些限制旨在贯彻“重农抑商”的国策，将商人群体固定在较低的社会阶层。

4. “七科谪”与身份污名化：市籍的歧视性在秦及汉代的特殊征发政策中体现得尤为突出。秦始皇和汉武帝时期，都曾施行“七科谪”，即将七类人征发去从事成守边疆或艰苦劳役。这七类人中，明确包含了“贾人”（有市籍的商人）、“故有市籍者”（曾经有市籍的人）、“父母有市籍者”以及“大父母（祖父母）有市籍者”。这意味着商人的身份污点会株连三代，即使本人已不再经商，只要祖上曾为市籍，仍可能被划入谪发之列。这极大地强化了市籍的社会隔离属性。

5. 制度的实际运作与社会影响：尽管制度严苛，但商业利润巨大，仍有许多人（包括一些破产农民或逃亡者）选择“弃本逐末”，甘冒风险从事商业。同时，制度在现实中也有变通和缝隙。一些大商人通过与权贵勾结（如汉代出现的“榷利”官商），或通过购买爵位（如入粟拜爵）来部分规避限制。尤其是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后，大量商人被吸纳进官营商业体系，其身份开始复杂化。然而，对于占商人多数的中小坐贾而言，市籍及其连带的社会歧视仍是其生活的常态。这一制度深刻塑造了秦汉商人“富而不贵”的群体特征，将商业活动框定在国家严密监控和利益汲取的范围内，是理解秦汉社会经济结构与社会控制方式的关键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