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习《诗经》与诗教传统 《诗经》的文本基础与秦汉之际的传承 。在秦汉之前，《诗经》（当时称《诗》或“诗三百”）已是儒家重要典籍，由风、雅、颂三部分组成。秦朝“焚书”主要针对民间藏书，但朝廷博士官所掌《诗》等典籍得以部分保存。汉初，解禁书律，依靠学者口传记忆与残存简帛，《诗经》文本得以恢复和流传。当时形成了不同的传授系统，主要有鲁（申培公所传）、齐（辕固生所传）、韩（韩婴所传）三家“今文经”学派，以及后来在孔壁中发现的“古文经”《毛诗》。这些学派对诗篇的文字、训诂和义理理解存在差异，构成了《诗经》在汉代传承的多元开端。 “习《诗》”的制度化与经学化过程 。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后，《诗经》被正式确立为官学核心经典之一。朝廷设立“五经博士”，其中《鲁诗》、《齐诗》、《韩诗》先后被立为博士官学。这意味着：第一，精通某家《诗》学成为进入官僚体系（如通过察举“明经”科）的重要途径；第二，博士及其弟子对《诗经》的讲习、阐释成为一种国家支持的制度化学术活动；第三，《诗经》的诠释逐渐系统化、经学化，学者们不仅训释文字，更着重阐发其中的“微言大义”，使其服务于国家意识形态建构。 “诗教”的社会政治功能与实践 。在经学化的背景下，“习《诗》”的核心目的之一是实践“诗教”。“诗教”观念源远流长，至汉代被高度强化，其功能主要体现在：第一， 政治讽谏 。汉代士大夫在朝廷议政、上书言事时，常引用《诗经》章句，以古喻今，进行委婉劝谏或佐证自己的政治主张，即所谓“《诗》以讽谏”。第二， 道德教化 。朝廷和地方官吏将《诗经》作为教化百姓的教材，宣扬其中的伦理观念（如夫妇之义、孝悌之道），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第三， 外交辞令与知识修养 。在朝聘、宴飨等场合，引《诗》赋《诗》是贵族士人必备的修养和优雅的交际手段，体现了文化身份。 《诗经》阐释中的阴阳五行与天人感应色彩 。随着汉代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学说的盛行，对《诗经》的阐释也深受影响。例如，《齐诗》学家翼奉提出“五际六情”之说，将《诗经》中的某些篇章与阴阳五行、天干地支相结合，用以推衍政治得失和灾异变化，使《诗经》学蒙上了一层神秘主义色彩。这种阐释方式，将《诗经》从一部文学和历史文献，进一步转变为可以预卜国家命运的“天人之学”的一部分，与当时的谶纬思潮相呼应。 《毛诗》的崛起与诗教理论的系统总结 。西汉末年，未被立为官学的《毛诗》（毛亨、毛苌所传）因其训诂简明、较少怪诞之说，影响力逐渐上升。东汉大儒郑玄为《毛诗》作《笺》，兼采今古文，集汉代《诗经》学之大成。《毛诗》每篇诗前的“小序”和全书开篇的《毛诗序》（“大序”），系统总结了儒家的诗教理论，明确提出“诗者，志之所之也”、“发乎情，止乎礼义”、“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等核心观点，将诗歌的社会功能、创作心理与伦理规范紧密结合，深刻影响了后世中国文学批评和美学思想。 综上，秦汉时期“习《诗经》”远不止是学习一部诗歌总集，它是一个集文本恢复、经学阐释、政治实践、道德教化和理论建构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现象，是理解汉代思想史、政治史和教育史的关键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