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文字狱 明清时期的文字狱是指因文字作品或言论而获罪的案件，其核心在于统治者对思想控制的强化。明代初期，朱元璋因出身卑微，对“僧”“贼”等谐音字极为敏感，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因奏章中有“作则垂宪”被疑影射“作贼”而处死。此类案件多基于牵强附会的文字解读，体现皇权对士大夫的威慑。 清代文字狱在康熙至乾隆年间达到高峰，尤以乾隆朝为甚。此时案件不再限于谐音忌讳，而是深入追究历史评价与民族立场。例如庄廷鑨《明史》案因使用南明年号被定为谋逆，七十余人遭处决。雍正时期的汪景祺《西征随笔》案则因嘲讽皇帝专制遭戮尸示众。这些案件显示清廷通过镇压汉人历史记忆以巩固统治。 文字狱的运作机制依赖告密与严刑逼供。官府常鼓励民间举报“悖逆”文字，如乾隆朝蔡显《闲渔闲闲录》因记载民间反清言论被门生告发。审讯中广泛株连作者、刻工、读者乃至失察官员，形成恐怖氛围。此类机制破坏司法程序，使文字狱成为系统性思想清洗工具。 文字狱对文化生态造成深远破坏。士人被迫回避历史评论与政治议题，转向考据训诂之学。如《四库全书》编纂期间大量典籍遭删改销毁，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逐渐湮没。这种自我审查导致思想僵化，成为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的重要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