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沉船考古:以“黑石号”为例》
字数 1369 2025-12-14 13:56:15

《海上丝绸之路沉船考古:以“黑石号”为例》

第一步:概念界定与发现背景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连接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海洋贸易网络。“黑石号”是一艘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附近海域发现的9世纪阿拉伯式单桅帆船沉船,因其撞上的礁石当地人称“黑石礁”而得名。该沉船的发现是海上丝绸之路考古的重大突破,为研究唐代晚期海上贸易、造船技术、外销商品及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实物材料。

第二步:沉船本身的关键信息考古分析

  1. 船体结构:船体为缝合木船(使用植物纤维绳缆连接木板,而非铁钉),龙骨和部分船板为非洲或印度木材,这证明其很可能在阿拉伯半岛或印度建造,属于当时典型的远洋阿拉伯商船。其沉没年代通过船内中国瓷器、铜镜及一枚“宝历二年”(826年)铭文铜钱,结合碳十四测年,被确定为9世纪上半叶(约830年)。
  2. 航线推断:从其装载的极大量中国货物(尤其是长沙窑瓷器)和目的地特征分析,它当时正从中国东南沿海港口(很可能是扬州或广州)满载货物,驶往波斯湾或中东地区,途经东南亚香料群岛水域时触礁沉没。

第三步:船载货物的构成与历史价值
这是“黑石号”研究的核心,其货物堪称一个“时间胶囊”:

  1. 陶瓷器:数量达67000多件,其中绝大部分是湖南长沙窑瓷器(约56500件),另有浙江越窑青瓷、河北邢窑白瓷、广东窑口青瓷及少量巩县窑彩绘陶。长沙窑瓷器带有大量釉下彩绘和阿拉伯风格纹饰及铭文(如“真主伟大”),直接证明了其为适应伊斯兰市场需求而定制生产,是唐代“外销瓷”贸易的明证。
  2. 金银器与铜器:包括极其精美的唐代金银器(如鎏金银盒、鎏金铜龙等),其工艺风格与陕西何家村窖藏相似,可能是皇家作坊产品,作为高级商品或礼品外销。还有大量江心镜(扬州铸铜镜),其中一面刻有“扬子江心百炼造成”铭文。
  3. 其他货物:有30件唐青花瓷盘(将中国青花瓷起源大幅提前)、漆器、砚台、香料(如沉香的残留物)等。
  4. 生活痕迹:船内发现用于饮食的陶罐、玻璃瓶、坚果、动物骨骼,以及船员个人物品,部分器物带有明显的西亚伊斯兰特征,生动再现了船上多元文化船员的生活场景。

第四步:历史意义的综合考证

  1. 贸易模式实证:“黑石号”证明唐代中晚期,中国与西亚间的海上直接贸易已高度发达,且形成了成熟的“来样加工”或“定制贸易”模式(长沙窑瓷器为典型)。
  2. 技术交流见证:阿拉伯缝合木船技术、中国陶瓷与金属制造技术在此交汇。船上的中国器物也吸收了外来元素(如金银器上的锤揲工艺可能受波斯影响)。
  3. 文化互动缩影:货物中既有纯粹中国审美的器物,也有融合伊斯兰纹饰的中国瓷器,还有来自各地区的用品,体现了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商路,更是文化、技术与思想的交流通道。
  4. 历史文献印证与补充:沉船实物与唐代史籍中关于广州“蕃坊”、市舶贸易以及阿拉伯游记(如《中国印度见闻录》)的记载相互印证,并补充了文献中缺失的细节,如具体商品种类、包装运输方式等。

第五步:当代研究与影响
“黑石号”文物大部分由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收藏并系统研究。其发现催生了海上丝绸之路考古的热潮,后续在东南亚海域又发现了“印坦号”、“井里汶号”等一批重要沉船,共同构建起更为清晰的古代印度洋-太平洋贸易体系图景。对“黑石号”的持续研究,不断深化着我们对全球前近代经济网络、跨区域手工业生产和海洋文化史的理解。

《海上丝绸之路沉船考古:以“黑石号”为例》 第一步:概念界定与发现背景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连接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海洋贸易网络。“黑石号”是一艘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附近海域发现的9世纪阿拉伯式单桅帆船沉船,因其撞上的礁石当地人称“黑石礁”而得名。该沉船的发现是海上丝绸之路考古的重大突破,为研究唐代晚期海上贸易、造船技术、外销商品及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实物材料。 第二步:沉船本身的关键信息考古分析 船体结构 :船体为缝合木船(使用植物纤维绳缆连接木板,而非铁钉),龙骨和部分船板为非洲或印度木材,这证明其很可能在阿拉伯半岛或印度建造,属于当时典型的远洋阿拉伯商船。其沉没年代通过船内中国瓷器、铜镜及一枚“宝历二年”(826年)铭文铜钱,结合碳十四测年,被确定为9世纪上半叶(约830年)。 航线推断 :从其装载的极大量中国货物(尤其是长沙窑瓷器)和目的地特征分析,它当时正从中国东南沿海港口(很可能是扬州或广州)满载货物,驶往波斯湾或中东地区,途经东南亚香料群岛水域时触礁沉没。 第三步:船载货物的构成与历史价值 这是“黑石号”研究的核心,其货物堪称一个“时间胶囊”: 陶瓷器 :数量达67000多件,其中绝大部分是湖南长沙窑瓷器(约56500件),另有浙江越窑青瓷、河北邢窑白瓷、广东窑口青瓷及少量巩县窑彩绘陶。长沙窑瓷器带有大量釉下彩绘和阿拉伯风格纹饰及铭文(如“真主伟大”),直接证明了其为适应伊斯兰市场需求而定制生产,是唐代“外销瓷”贸易的明证。 金银器与铜器 :包括极其精美的唐代金银器(如鎏金银盒、鎏金铜龙等),其工艺风格与陕西何家村窖藏相似,可能是皇家作坊产品,作为高级商品或礼品外销。还有大量江心镜(扬州铸铜镜),其中一面刻有“扬子江心百炼造成”铭文。 其他货物 :有30件唐青花瓷盘(将中国青花瓷起源大幅提前)、漆器、砚台、香料(如沉香的残留物)等。 生活痕迹 :船内发现用于饮食的陶罐、玻璃瓶、坚果、动物骨骼,以及船员个人物品,部分器物带有明显的西亚伊斯兰特征,生动再现了船上多元文化船员的生活场景。 第四步:历史意义的综合考证 贸易模式实证 :“黑石号”证明唐代中晚期,中国与西亚间的海上直接贸易已高度发达,且形成了成熟的“来样加工”或“定制贸易”模式(长沙窑瓷器为典型)。 技术交流见证 :阿拉伯缝合木船技术、中国陶瓷与金属制造技术在此交汇。船上的中国器物也吸收了外来元素(如金银器上的锤揲工艺可能受波斯影响)。 文化互动缩影 :货物中既有纯粹中国审美的器物,也有融合伊斯兰纹饰的中国瓷器,还有来自各地区的用品,体现了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商路,更是文化、技术与思想的交流通道。 历史文献印证与补充 :沉船实物与唐代史籍中关于广州“蕃坊”、市舶贸易以及阿拉伯游记(如《中国印度见闻录》)的记载相互印证,并补充了文献中缺失的细节,如具体商品种类、包装运输方式等。 第五步:当代研究与影响 “黑石号”文物大部分由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收藏并系统研究。其发现催生了海上丝绸之路考古的热潮,后续在东南亚海域又发现了“印坦号”、“井里汶号”等一批重要沉船,共同构建起更为清晰的古代印度洋-太平洋贸易体系图景。对“黑石号”的持续研究,不断深化着我们对全球前近代经济网络、跨区域手工业生产和海洋文化史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