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植物药志的编纂与药用知识系统化

1. 古典时期的奠基
   古希腊罗马时期，西方植物药知识开始从经验积累走向初步理论化。希波克拉底及其学派将疾病归因于体液失衡，并系统记录了大量药用植物的疗效，强调通过植物等自然物质恢复平衡。迪奥斯科里德斯在公元1世纪撰写的《药物学》是里程碑式的著作，它描述了约600种植物，详细记载了其外观、产地、制备方法和治疗用途，并配有插图（尽管后世抄本中的插图多有失真）。此书奠定了此后一千多年西方植物药学的基石，其描述框架和分类方法影响深远。

2. 中世纪修道院的传承与局限
   西罗马帝国崩溃后，系统的植物学与药学知识在西欧一度衰落，主要保存在修道院中。修士们为了医疗和饮食需要，在“药草园”中种植常用药用植物，并抄写、保存迪奥斯科里德斯等古典作家的手稿。此时的植物药知识带有浓厚的宗教象征色彩，且依赖于有限的古典文献，实地观察与新知增加有限。同时，阿拉伯世界则继承并发展了希腊罗马的医学植物学，阿维森纳的《医典》等著作融合了东西方知识，并通过翻译在12世纪后回传欧洲，丰富了欧洲的药用植物名录。

3. 文艺复兴时期的复兴与革新（15-16世纪）
   印刷术的发明和古典文献的重新发现，促使植物药志编纂发生革命。学者们不再满足于抄本中讹误的图文，开始强调基于亲身观察的精确描述。布鲁费尔斯、富克斯等“德国植物学之父”们，组织艺术家根据真实植物绘制精美的木刻插图，并出版大型植物志。这些著作力图准确再现植物特征，以便医生和药剂师正确识别。此阶段的核心是将古典文本考证与直接观察相结合，试图恢复“纯粹”的古典知识，并开始记录欧洲本土的新物种。

4. 大航海时代与全球知识的整合（16-17世纪）
   地理大发现带来了美洲、亚洲、非洲的大量新植物，彻底冲击了以地中海植物为核心的古典知识体系。探险家、传教士、商人和殖民医生从全球各地采集标本、绘制图像并记录土著用法。如西班牙王室资助的《新西班牙药物志》系统记录了美洲阿兹特克人的草药知识。药志编纂者面临如何将海量新信息纳入既有体系的挑战，开始尝试更复杂的分类法（但仍多基于形态或药用部位），植物药志的规模和全球性空前扩展，药用植物库极大丰富。

5. 科学分类法与专业药学的分流（18世纪及以后）
   林奈在18世纪创立双名法分类体系，为所有植物（包括药用植物）提供了稳定、统一的命名和归类框架，使全球植物信息的整理和交流变得高效。此后，植物志的编纂日益向纯植物学方向靠拢，强调自然分类和形态解剖特征。与此同时，药学也走向专业化与化学化。19世纪初，从植物中分离提纯活性成分（如吗啡、奎宁）取得成功，标志着植物药研究进入化学药物学新时代。传统的、以整体植物描述和使用经验为核心的“植物药志”，逐渐演变为现代《药典》（记载标准化药物及其化学标准）和纯学术性的《植物志》两个独立体系，完成了从传统知识到现代科学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