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调解法》 这是一个关于民国时期民间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的重要法律概念。要理解它，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步骤循序渐进地学习。 第一步：核心概念与立法背景 《中华民国调解法》并非一部独立存在的单一法典，而是指民国时期（主要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关于民事纠纷调解制度的法律规范体系。其核心是 通过第三方斡旋，促使争议双方自愿达成协议，以避免耗时耗力的诉讼 。它的产生背景是：1. 中国传统社会素有“息讼”观念，民间调解（如族老、乡绅调停）历史悠久；2. 现代司法体系建立后，法院诉讼案件激增，不堪重负，政府希望将大量轻微民事纠纷引流至诉讼前端解决；3. 受到当时西方及日本“调解（调停）”制度思潮的影响，意图建立一种制度化的非讼纠纷解决机制。 第二步：主要法律载体与发展脉络 该“法”的具体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部法律法规中，展现了其制度化进程： 《民事调解法》（1930年1月20日公布，1931年1月1日施行） ：这是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民事调解的专门性法律 ，标志着调解从民间习惯正式成为国家法律制度。它规定，所有初级法院（地方法院）设立民事调解处，对部分民事案件（如房屋租赁、雇佣契约、离婚等）实行“强制调解前置”，即必须先行调解，调解不成方能起诉。 《民事诉讼法》（1935年修订公布）中的调解规定 ：1935年《民事诉讼法》将《民事调解法》的主要内容吸收并修订，整合为“调解程序”编。它调整了强制调解的案件范围，并详细规定了调解的 启动、调解人（调解法官或由法官选任的调解委员）、程序、效力 等。此时的调解主要分为 法院调解 （在诉讼系属前进行）和 起诉前调解 两种主要形式。 相关补充法规 ：如《调解委员会规程》等，对基层（区、乡、镇）设立调解委员会处理轻微民事及刑事调解（如伤害、诽谤等）作出了规定，构成了司法体系外行政调解的一部分。 第三步：制度运作的具体程序与特点 以1935年《民事诉讼法》规定为例，其运作要点如下： 调解主体 ：在法院由 法官 主持，法官也可从当地公正人士（如绅耆、律师、商会、工会代表）中遴选 调解委员 1-3人协同调解。 适用范围 ：法律明确列举了适用强制调解的案件类型，如不动产相邻关系、雇佣契约、离婚及同居、抚养纠纷等，多为涉及熟人社会关系或标的不大的纠纷。 程序性质 ：调解程序 不公开 ，力求氛围宽松。当事人可委托代理人到场。调解人通过劝导、说和，促使双方妥协。 法律效力 ：调解成立时，法院书记官会制作 调解笔录 ，该笔录与 法院确定判决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可以直接作为执行依据。若调解不成立，则案件转入诉讼程序，调解过程中当事人的陈述和让步，不得在后续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 第四步：历史作用、评价与局限 积极作用 ：1. 分流案件，减轻司法压力 。2. 降低民众解纷成本 ，程序简便，不收费或收费极低。3. 契合部分社会心理 ，以“和”的方式解决纠纷，利于维系人际关系。4. 将传统解纷方式现代化、制度化 ，是一次重要的法律本土化实践。 局限与困境 ：1. 社会实效有限 ：在广大农村，传统民间调解仍占主导；在城市，其效果受制于调解委员的素质和公信力。2. 强制性与自愿性的矛盾 ：强制前置有时徒增程序，当事人可能仅为走过场。3. 战乱环境影响 ：抗日战争及后续内战导致社会失序，许多地方的调解制度未能有效推行。4. 专业性与规范性不足 ：相较于成熟的诉讼程序，调解的随意性较大，依赖于调解人的个人能力和威望。 总而言之，《中华民国调解法》所代表的制度，是近代中国在构建现代法律体系过程中，试图融合西方司法制度与中国社会传统智慧的一次重要尝试。它奠定了民事调解制度化的基础，其立法理念和框架对后世（包括当代中国的人民调解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