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国人的文学创作》 第一步：界定“国人”与“文学创作”的范畴 首先，需明确“国人”在周代（主要指西周至春秋时期）特指居住于国都及近郊的统治族裔成员，包括贵族与平民上层，他们享有政治权利与文化特权。其次，此处的“文学创作”非指后世独立的纯文学，而是指国人参与创造的、具有文学性的文本，其形式与内容均深深嵌入于当时的礼乐、政治与社会生活之中，主要服务于实用目的。 第二步：文学创作的主要载体与形式 周代国人的文学创作并未以独立的个人书写形式广泛存在，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宫廷雅诗与仪式乐歌 ：这是最核心的部分。国人中的贵族知识分子（如史官、乐师、卿大夫）在祭祀、朝会、宴飨等重大仪式中创作诗歌，后被收录于《诗经》的《雅》（《大雅》、《小雅》）和《周颂》部分。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等史诗，记述周族历史；《小雅》中的宴饮诗、讽喻诗，反映贵族生活与政治批评。 外交辞令与行人应答 ：春秋时期，“赋诗言志”成为重要的外交与社交手段。国卿大夫在外交场合引用或即席赋诵《诗经》篇章以表达立场、传递意图，这种对经典文本的创造性运用，本身即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学实践。此外，典雅凝练的外交辞令（见于《左传》、《国语》）也体现了高度的语言艺术。 箴、铭、诔等实用文体 ：国人贵族会将具有训诫、记功、悼念内容的文字铸于青铜器（铭文）、刻于碑石或书于简册。如青铜器铭文中的册命辞、训诂辞，结构严谨，用词典雅；箴言用于规劝；诔文用于述德悼亡。这些文体虽实用，但讲究文采与韵律。 民间歌谣的采集与整理 ：根据“采诗”制度，王室会派人采集各地风谣（包括国人所居之“国”中的民歌），经乐官整理、润色后，形成《诗经》中的《国风》部分。虽然其源头是民间创作，但最终的文本定型体现了王朝乐官的文学加工，可视为国人文人体系对民间文学的一次系统性再创作。 第三步：文学创作的社会功能与思想内涵 国人的文学创作绝非单纯的审美活动，其核心功能紧密关联社会结构： 礼乐制度的组成部分 ：诗、乐、舞三位一体，是践行周礼的关键。创作与演奏诗歌，直接服务于维系宗法秩序、明确等级规范、教化贵族子弟（“诗教”）。 政治表达与舆论监督工具 ：国人可通过诗歌“美刺”，颂扬美德或讽刺弊政。《诗经》中不少作品反映了国人对时政的批评（如《小雅·十月之交》），是国人参政议政、舆论监督权在文化领域的体现。 宗族与历史记忆的承载 ：史诗和纪念先祖的铭文、颂诗，旨在追溯共同起源、宣扬先祖功绩、强化宗族认同，服务于宗法制的巩固。 贵族修养与交往的必备技能 ：熟练掌握诗歌创作与引用，是国人贵族（“君子”）必备的文化素养（“不学诗，无以言”），是其身份象征和社交资本。 第四步：创作主体、传播方式与时代演变 主体 ：主要是贵族阶层（王、公卿、大夫）及为其服务的文化官员（史、祝、卜、乐师）。普通国人虽可能参与民间歌谣的初始创作，但文本的经典化过程由贵族精英主导。 传播 ：以口传与仪式演奏为主，结合青铜铭文等书面记录。诗歌通过官学教育、仪式展演、外交赋诵等方式在国人阶层中广泛传播和传承。 演变 ：西周时期，创作更侧重于庙堂颂歌和史诗，庄重典雅。至春秋，随着王权衰落、礼坏乐崩，讽刺诗、宴饮诗增多，个人情感与政治批评色彩加强，“赋诗言志”的应用也愈发灵活甚至断章取义，体现了文学性文本从固定仪式中逐步游离的倾向，为战国时期诸子散文的勃兴奠定了基础。 总结 ：周代国人的文学创作是一种高度社会化、功能化的礼乐政治实践。它根植于国人的特权地位与文化垄断，以《诗经》为核心载体，融合了历史叙事、政治评论、道德训诫与情感表达，是维系周代宗法礼制社会的重要文化纽带，亦是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直接源头。其发展轨迹，从庄严的集体仪式颂歌向更具个体与现实色彩的创作演进，映射了周代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