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因编号与敦煌遗书编目体系》 第一步：核心概念界定 “斯坦因编号”是英籍考古学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在其1907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物获取过程中，为所获大量写本、绢画等文物建立的原始编号系统。它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编目，而是一套现场采集、包装和运输的流水记录码，是其探险笔记、文物标签与后世研究之间建立对应关系的最原始、最关键的钥匙。 第二步：编号产生的具体情境与规则 1907年5月，斯坦因在道士王圆箓处见到藏经洞文物后，为快速处理海量材料（最终约获万件以上），他与助手蒋孝琬在洞窟旁的小屋中进行了初步清点包装。其编号规则主要为： 按“包裹”编号 ：核心是“Ch.”（代表千佛洞）前缀后接罗马数字（如Ch. I, Ch. II…），指代一个“包裹”或“捆”，一个编号下可能包含数十甚至上百件大小不一的单体文物。 子编号 ：在一个“包裹”内，会对突出个体（如精美绢画、重要写卷）用“xxx. yyy”形式标注，如Ch. 001. a，但这并未覆盖全部物品。 混杂性 ：同一包裹内常混有不同材质（纸本、绢帛、麻布）、不同内容（佛经、文书、绘画）、不同语言（汉文、藏文、于阗文等）的物品，编号本身不反映内容分类。 第三步：编号的后续演变与关联系统 斯坦因返回后，文物入藏大英博物馆（现分藏于大英图书馆、英国国家博物馆等），后续整理产生了更复杂的关联体系： S. 编号 ：大英博物馆为斯坦因所获汉文、藏文等写本分配的科学编目号，即“Stein”缩写。“S.编号”与“Ch.包裹号”需通过原始对照清单才能关联。通常所说的“斯坦因编号”在学术中指S.编号（如S. 6825《老子想尔注》）。 IOL (India Office Library) 编号 ：主要用于藏文文献。 BM (British Museum) 或 MAS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编号 ：主要用于绢画、刺绣等艺术品。 因此，一件敦煌文物可能拥有多个关联编号：原始的“Ch.包裹号”、写本的“S.编号”和艺术品的“BM编号”。 第四步：编目体系的扩展与国际化 斯坦因编号仅是敦煌遗书流散全球后形成的多国编目体系之一部分。其他重要体系包括： 伯希和编号（Pelliot） ：法国伯希和1908年所获，法藏汉文写本以“P.”为前缀（如P. 2001），藏文以“Pt.”为前缀。 中国国家图书馆编号 ：中国境内收藏（以北图为主）采用“BD”（北京图书馆敦煌文献）编号，后接数字（如BD. 00001）。 俄藏Ф/Дх编号 ：俄罗斯奥登堡所获，采用“Ф”（代表“敦煌”）或更精细的“Дх”（敦煌编号）体系。 散藏编号 ：日本、丹麦、印度等地收藏各有其编号系统（如日本龙谷大学“Ryūkoku”编号）。 第五步：编目体系的学术意义与挑战 溯源与重构 ：通过斯坦因原始笔记、包装清单与各馆藏编号的对照，学者可部分重构文物出土时的原始状态、组合关系，对理解藏经洞封闭原因至关重要。 研究基础 ：所有敦煌学研究成果的引用、核对都必须基于精确的编号。国际敦煌项目（IDP）数据库的核心任务之一，便是数字化整合这些不同来源的编号与图像。 挑战 ：编号体系割裂、早期记录疏漏、文物物理分离（如写本与封面分离后不同号）等，给整体研究带来巨大困难。对斯坦因编号原始语境的理解，是破解这些难题的起点。 总结 ：《斯坦因编号与敦煌遗书编目体系》是理解敦煌文物离散史与学术研究史的基础。它始于一套粗糙的现场工作标签，演变为一个错综复杂的国际化学术参照网络，其本身即是敦煌遗书近代命运与全球化研究历程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