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酉政变”

1. 背景：权力格局的剧变。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皇帝携后妃、亲信大臣逃往热河行宫（承德避暑山庄）。次年（1861年，辛酉年）七月，咸丰帝在热河病危。临终前，他确立了以肃顺为首的“赞襄政务八大臣”为核心、以两宫皇太后（慈安、慈禧）和幼帝载淳（同治帝）为象征的“垂帘辅政，盖兼有之”的权力格局。这一安排旨在实现朝臣与皇室之间的权力制衡，但忽略了咸丰帝的弟弟、留守北京的恭亲王奕訢。奕訢在签订《北京条约》、主持总理衙门后，声望与实力俱增，却被排斥在核心权力之外。热河行宫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与北京以奕訢为首的官僚集团，以及身处热河、对肃顺等人专权不满的两宫太后（尤其是慈禧），形成了尖锐的矛盾。

2. 核心：政变的三方同盟与秘密筹划。政变成功的关键在于三方势力的结合。首先是两宫太后，尤其是慈禧，她们不满于八大臣限制其干预朝政，更担心孤儿寡母的未来命运。其次是恭亲王奕訢，他政治经验丰富，掌握北京实权，且与西方列强关系缓和，亟欲重返权力中心。最后是以大学士周祖培、贾桢等为代表的北京部分官僚，他们与肃顺集团素有积怨。咸丰帝驾崩后，奕訢以“奔丧”为名，冲破八大臣阻拦抵达热河，与两宫太后密谋，敲定了回京后发动政变的基本方案。同时，慈禧利用其“御赏”印章、慈安“同道堂”印章（由慈禧代管）作为颁布谕旨的合法凭证，与八大臣的“拟旨权”进行斗争，为政变制造了“违制”借口。

3. 过程：迅速而果决的宫廷行动。咸丰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1861年10月26日），同治帝与两宫太后奉咸丰帝灵柩启程回京。肃顺奉命护送梓宫，行动缓慢；而两宫太后携幼帝间道先行，于九月二十九日抵京。次日，慈禧即召见奕訢及在京大臣，哭诉八大臣“欺藐之状”，获得同情与支持。随后，奕訢等人预先拟好的政变上谕以两宫太后名义颁布，核心是解除八大臣职务，并逮捕肃顺、载垣、端华三人。当时载垣、端华尚在宫中，当即被擒；肃顺则在护送梓宫途中于密云被捕。整个过程迅雷不及掩耳，北京政局一夜变色。

4. 结局：权力结构的彻底重组与定名。政变成功后，肃顺被斩于菜市口，载垣、端华赐令自尽，其余五大臣革职或遣戍。原有的“赞襄政务”体制被彻底推翻。新的权力结构确立：两宫太后实行“垂帘听政”，慈安地位尊崇，慈禧实际主导；恭亲王奕訢被授为议政王，领班军机处，并兼管总理衙门，总揽内外朝政。同时，为政变后的新纪元改年号为“同治”，意喻“太后与亲王共同治理”或“君臣民上下同心求治”。这一结局标志着清朝最高统治核心从咸丰时期的亲贵权臣（如肃顺）转移到了慈禧-奕訢联合执政的新体制之下。

5. 深远影响：晚清政治走向的转折点。辛酉政变的影响极为深远。首先，它确立了慈禧太后近半个世纪的实际统治地位，开启了晚清的“女主政治”时代。其次，奕訢上台后，与慈禧在初期保持了良好合作，共同推动了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清廷的内政外交政策趋于务实和开放，史称“同治中兴”的开端。然而，政变也埋下了日后宫廷内外权力斗争的伏笔，慈禧与奕訢的关系最终由合作走向猜忌与压制。总体而言，辛酉政变是晚清历史上一次关键性的宫廷权力更迭，它重塑了中央权力结构，并深刻影响了此后数十年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与政治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