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的“女使”与雇佣劳动 首先，我们将“女使”置于宋元时期社会结构的基本框架中理解。与之前讲过的具有强烈人身依附关系的“驱口”不同，“女使”本质上是一种 契约化的雇佣劳动者 。她们主要来自城乡贫困家庭，通过书面或口头契约，受雇于官宦、富户或商户家庭，从事家务劳作。其身份介于自由的平民与奴婢之间，是宋元时期商品经济活跃、雇佣关系普遍化的一个典型反映。 接下来，我们详细拆解“女使”的雇佣过程与法律身份。雇佣通常需要订立契约，载明雇佣年限、工钱及主仆权利义务。宋代法律对此有明确规定，如《宋刑统》援引唐律，但实践中契约精神更强。法律保护女使的基本人身权利，例如，雇主不得随意殴打、伤害或强占女使为妾，否则将受刑罚。女使的雇佣年限一般有定，到期后可自由离去或续约，这使其与终身隶属、可被买卖的“驱口”或前代“奴婢”有本质区别。她们在法律上被视为“凡人”，而非贱民。 然后，我们探讨“女使”的具体工作内容与社会处境。其工作涵盖家庭内部几乎所有劳务，包括炊事、洗涤、清洁、缝纫、带孩子、侍奉起居等。她们与雇主家庭共同生活，形成了紧密的日常生活联系。虽然法律提供了一定保护，但社会地位的差异使得她们在实际生活中常处于弱势，面临劳作辛苦、行动受限、甚至遭遇雇主欺压的风险。然而，相比前代，其拥有人身自由和契约保障，仍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更进一步，我们需要分析宋元时期“女使”群体兴盛的深层社会经济原因。这与已讲过的 江南市镇经济繁荣 、 城市与市民生活 活跃密切相关。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社会分工的细化，城市中富裕的官僚、地主、商人阶层对家庭服务的需求大增。同时，农村土地兼并（如 土地制度 中所述）和赋役压力（如 赋役制度 所述）导致部分农民破产，其女性家庭成员为谋生路，大量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成为“女使”的主要来源。这一现象也体现了 雇佣关系 （如“和雇”制度精神）向社会生活领域的渗透。 最后，我们观察“女使”群体的演变及其历史意义。元代社会结构复杂化，但“女使”的雇佣性质基本得以延续。尽管存在 四等人制 等民族压迫政策，但在雇佣劳动领域，契约关系仍占重要地位。“女使”群体的普遍存在，标志着宋元时期女性参与社会生产劳动（尽管是家庭内部劳动）的一种重要形式，也反映了传统社会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和商品货币关系对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这一群体是观察宋元社会变迁、经济结构与底层妇女生存状态的一个关键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