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青铜容器的器用制度 商代青铜容器并非单纯的实用器皿，而是在祭祀、宴飨等礼仪场合中，通过特定的组合与使用方式，建构社会等级、沟通人神的核心物质载体。其器用制度是理解商代礼制与社会结构的关键。 核心原则：以食器与酒器为纲，以“重酒”为特色。 商代青铜容器的核心体系由食器（如鼎、簋）和酒器（门类极繁，如爵、角、斝、觚、尊、卣、罍等）构成。与周代逐渐转向“重食”不同，商代礼制尤重酒器，酒器的数量、种类和组合是区分身份等级的最重要标志。这源于商人对祭祀的极度重视，酒被认为是沟通神灵、祖先的最佳媒介。 器类功能与专化： 不同器类有明确分工。食器中， 鼎 主要用于烹煮和盛放肉食，是最重要的权力象征器； 簋 主要用于盛放黍稷等主食。酒器中， 爵、角、斝 为温酒、斟酒器； 觚、觯 为饮酒器； 尊、卣、罍、瓿 为盛酒器； 壶 可用于盛酒或盛水； 盉 为调酒器或水器。 觚与爵 的组合，是商代礼器组合中最核心、最常见的配置。 组合与列器制度： 青铜容器以成套组合方式使用。早期组合相对简单，中后期形成严格规范。以墓葬随葬品为例，贵族身份高低主要通过酒器（尤其是觚、爵）的套数来体现。一套通常指觚、爵各一件。高级贵族（如殷墟妇好墓）拥有数十套觚爵，而中小贵族可能仅有一套或数套。 “列器” 现象开始出现，即同类型器物（如鼎、簋）成奇数列（鼎）或偶数列（簋）配置，但商代的列器制度尚未如周代那样严格和普遍。 使用情境与空间摆放： 青铜容器主要在宗庙祭祀、宫廷宴飨等礼仪空间中使用。考古发现的“祭器坑”与墓葬中的摆放位置，揭示了其使用逻辑。在祭祀中，不同器类按盛放祭品（酒、牲肉、谷物）的需要组合陈列，构成向神灵和祖先奉献的完整仪轨。宴飨时，组合则服务于“献、酢、酬”的饮酒礼仪流程。 器用制度的社会与政治内涵： 这套制度是商代等级社会的物化表现。拥有青铜容器的种类、数量、规模及铸造精度，直接对应所有者的政治权力、宗教地位和财富水平。它严格区分了贵族与平民（平民基本不使用青铜礼器）、王族与一般贵族、中央与地方。通过控制青铜资源的分配与器用规范的制定，商王室有效巩固了其统治权威和“祀与戎”的国家核心秩序。 演变与影响： 商代晚期，器用制度趋于复杂和固定。周灭商后，继承了青铜礼器作为统治工具的传统，但进行了关键性变革：大幅削减酒器种类和地位，提升食器（特别是鼎、簋）的核心地位，并发展出高度系统化的 列鼎制度 ，使器用制度与宗法、分封结合得更为紧密，从而奠定了周代礼乐文明的物质基础。商代的器用制度，正是这一历史演进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