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军”的源起与创建背景 淮军是晚清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由李鸿章奉曾国藩之命，在安徽江淮地区招募组建的一支重要地方武装。其创建直接源于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苏南局势崩溃的危机。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为支援上海、开辟东线战场，命其幕僚李鸿章返回安徽合肥、庐州（今合肥）一带，利用其乡土人脉，招募当地团练武装。这些团练多由地主士绅组织，具有浓厚的地域性和宗族色彩，李鸿章将其整合、编练，于同治元年（1862年初）成军，初约6500人，因其兵员及核心将领（如刘铭传、周盛波、张树声、潘鼎新、吴长庆等）多出自淮河流域，故称“淮军”。 淮军的早期特点与“借师助剿” 淮军初建时，装备、训练与湘军类似，延续了湘军的营制、饷章及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组织原则。但其成军后迅速面临的战场环境——上海的华洋杂处——使其很快发生关键转型。为抵御太平军对上海的进攻，淮军通过租界英国轮船冒险东运抵达上海。在上海，李鸿章亲眼目睹了西洋枪炮的威力，并充分利用了“借师助剿”的政策环境。他不仅与常胜军（由华尔、戈登先后统领的外国雇佣军）协同作战，更重要的是，开始大规模采购西洋枪炮、聘请外国教练，对淮军进行西式操练和装备更新。这一过程使淮军比其母体湘军更早、更全面地迈向了近代化。 淮军在平定太平天国与捻军中的角色 淮军迅速成为清廷镇压太平天国的东部主力。在同治元年至三年（1862-1864年）的苏南战役中，淮军凭借逐渐增强的火力，先后攻克嘉定、青浦、苏州、常州等重要城市，与西线湘军对天京（南京）的围攻形成战略呼应。太平天国失败后，淮军又成为剿捻（指捻军起义）的主力。李鸿章接替曾国藩担任剿捻钦差大臣，淮军依靠其机动性和先进的骑兵配合炮队，最终于同治七年（1868年）将捻军镇压下去。至此，淮军作为晚清最具战斗力的国防力量的地位得以确立，其影响力也超越了湘军。 淮军与洋务运动及北洋海军的渊源 在军事任务基本完成后，淮军并未解散，其核心部分转变为国防常备军，并成为李鸿章推动洋务运动的重要支柱。淮军系统催生和支持了一系列近代军事工业，如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等，这些局厂最初主要就是为了供给淮军军火。更重要的是，淮军集团是北洋海军建设的直接主导力量。海军经费很大程度上来自淮军系统的拨款（如部分厘金），北洋海军的高级将领丁汝昌等也出身淮军。因此，北洋海军实质上是淮军势力在海军领域的延伸，二者共同构成了李鸿章的政治军事基础，即所谓的“北洋系”。 淮军的没落与历史影响 淮军的没落始于甲午战争。在陆战方面，淮军主力在朝鲜和辽东一败涂地，暴露了其虽装备近代化但编制、训练、指挥体系仍存严重弊端，以及将领腐化、军纪涣散等问题。甲午战败，标志着淮军作为国防支柱的崩溃。战后，清廷转而编练新式陆军（新建陆军），淮军旧部逐渐被边缘化，残部演变为巡防营等地方治安部队。淮军的历史影响深远：它不仅是镇压太平天国、捻军的关键力量，稳定了清王朝的统治，更是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先行者。它催生了晚清最重要的政治军事集团——北洋集团，其遗产直接影响了清末乃至民国初年的政治格局。淮军的兴衰，也集中体现了晚清在“中体西用”框架下军事改革的成就与根本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