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金”续讲：征收制度的全国化、弊端激化与最终裁撤 第一步：厘金制度的全国推广与征收网络的建立 自1853年雷以諴在扬州首创厘金后，因其“敛财速、方法便”，迅速被清廷采纳为应对财政危机的应急之策。1854年起，湖南、湖北、江西等省份相继仿行。至1860年代，随着镇压太平天国战争扩大，清廷正式谕令各省“抽厘助饷”，厘金从地方临时措施转变为 全国性常设税收 。各省设立 厘金总局 （或称厘捐局、牙厘局），在通商要道、市镇码头遍设 分局、分卡 ，形成一张覆盖全国的征收网络。征收范围从最初的行商货物（“行厘”），扩展至坐贾交易（“坐厘”），甚至对生产环节（如丝、茶产地）和消费环节（如盐、烟、酒）层层课征，成为晚清仅次于田赋、关税的第三大财政收入来源。 第二步：征收模式的多样性与地方实权扩张 厘金征收并无全国统一税率或章程，各省自主权极大，形成三种主要模式： 官征制 ：由官府委员直接管理厘卡，监督商人申报货值，按比例（通常1%-5%）抽收。此为最常见形式，但官员常与胥吏勾结，私设名目。 包缴制 ：官府将某一地区或行业的厘金征收额度承包给绅商，承包者按期上交定额，超额部分归己。此法虽减少行政成本，却导致承包商肆意榨取商民。 认捐制 ：由行业公会（如丝业公所、布业公所）与官府协商，按行业年度贸易额认定总捐额，再由公会内部摊派。此法多见于工商业发达地区，相对减少关卡勒索，但加重行业垄断。 各省督抚通过控制厘金征收与支配权，极大增强了地方财政自主性，成为 晚清中央集权衰落、地方势力崛起 的关键经济基础。 第三步：制度性弊端与社会经济影响 厘金的长期存续暴露出深刻弊端： 税负繁重与重复征收 ：货物跨省流通往往需经十余道厘卡，累计税率可达货值20%以上，且各省关卡互不认捐，严重阻碍国内商品流通。 吏治腐败与中饱私囊 ：厘卡官员常以“查验”“罚款”为名勒索商人，甚至故意损坏货物，所得多入私囊。时人讥讽“署事一年，终身享用不尽”。 抑制工商业发展 ：民族工业产品（如棉纱、火柴）与洋货同样课厘，但洋货凭子口税单可免内地厘金，导致国货竞争力受损，客观上阻碍了近代工业化进程。 财政分割与中央失控 ：厘金收入大多留存地方，用于军饷、行政开支，清廷虽多次试图“解饷入京”，却遭地方抵制。至光绪年间，中央仅能掌握厘金总额的 不足三成 。 第四步：改革尝试与最终裁撤 面对内外压力，清廷自1890年代起尝试改革厘金： 统捐与认捐推广 ：1900年后，部分省份（如湖北、江西）试行“统捐”，将多次征收合并为一次，但未能根治腐败。 裁厘加税谈判 ：1902年《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中，英方以“裁撤厘金”作为提高关税至12.5%的条件，但因地方督抚反对及清末政局动荡，未能落实。 预备立宪时期的清理 ：1906年清廷设“税务处”，试图统一财政，但厘金牵涉各方利益，改革徒具形式。 直至 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厘金才正式废止，被统税、营业税取代。但晚清长达78年的厘金制度，深刻塑造了近代中国 财政地方化、经济割据化 的格局，成为理解清末民初社会转型的重要经济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