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的道路交通标识与里程管理 第一步：道路交通标识的初级形式——自然与人工地标 在商代，尚未出现后世如秦“车同轨”后的标准化路标系统。道路标识主要依赖于自然地形地貌和人工设置的简易标记。 自然地标 ：商代人出行，尤其是长途跋涉，会依赖显著的自然参照物，如特定的山丘、河流渡口、大型树木或独特的岩石。这些自然地标在甲骨文卜辞中有所反映，例如卜问前往某地是否会“涉河”（渡河），河流本身就构成了关键路径点和方向标识。 人工地标 ：在重要道路沿线，尤其是王畿地区通往各方国、重要资源地（如矿场、田猎区）的道路上，可能出现人工堆砌的土堆（类似后世的“封”、“堠”雏形）、植树立标，或在关键岔路口设置简易石质或木质标记。这些标记可能刻有简单的符号或指向，用于指示方向或区分路径。部分商代遗址周边发现的规律性土台遗迹，除祭祀功能外，也可能兼具道路标识作用。 第二步：里程概念的萌生与计量方式 商代国家管理和军事行动需要对距离有基本认知，催生了早期里程管理。 “舍”与“宿”的概念 ：商代可能已出现以单日行程为单位的模糊里程概念。甲骨文中有“步”、“涉”、“往来”等表示行动的词汇，而“宿”字象人于屋舍内休息，暗示了行程中以住宿点（驿站或固定聚落）为阶段节点的观念。虽然没有明确证据表明商代有标准化的里程单位（如里），但一次“行军”或“使团出访”所需的天数（即几“宿”），构成了实际的距离衡量方式。 王室田猎区的“里”记录 ：在甲骨卜辞中，尤其关于商王田猎活动的记录中，偶尔会出现“在某地，擒获多少猎物，距某地多少‘里’”的表述。这里的“里”很可能是一个具体的距离单位，用于描述田猎区内各地点（如行宫、猎场、水源地）之间的相对距离。这说明在王室直接控制的特定功能区内，已经有了较为精确的内部里程管理和记录，这是国家层面里程管理的早期实践。 第三步：与里程管理配套的制度与实践 里程的管理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商代的国家治理体系紧密结合。 服务于“驿传”制度 ：商代已建立初步的“传遽”系统（驿传），用于传递政令、军情。要使这套系统有效运行，必须对主要交通干道上的驿站（“羁”、“传”）之间的相对距离有基本掌握。使者或信差需要知道到达下一站所需的大致时间与里程，以便安排补给和接力。里程的模糊认知（如“一日程”、“两日程”）是支撑驿传效率的基础。 服务于军事与资源调配 ：商王征伐方国或调动军队时，需要对行军路线和抵达时间进行预估。甲骨卜辞中常有“王师步伐某方”、“几日至于某地”的占卜，这背后隐含着对路程和时间的判断，尽管这种判断可能更多基于经验而非精确测量。同样，调动矿产（如铜、锡）、盐、贝类等资源时，运输队伍也需要对主要运输路线的里程与耗时有所了解。 “道右”与道路维护职责的关联 ：商代可能设有管理道路的职官（或可联系“小臣”、“犬”等职官中的某些职能）。道路的定期巡查和维护（如清理障碍、简易修整）本身，就要求维护者熟悉所辖路段的状况和节点，这间接促进了路段信息的积累，包括对关键点之间距离的认知。 第四步：知识的载体与局限性 商代关于道路里程的知识，其保存和应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经验性知识为主 ：这些知识很大程度上掌握在经常出行的人群中，如职业信使（“遽”）、军队向导、官方车队驭手、负责物资运输的“多马”、“多羌”管理者等。他们通过口耳相传和实践经验积累路径与里程信息。 可能存在的简图或记录 ：不排除在王室或高级贵族层面，存在绘制于简牍、皮革甚至陶片上的极简略路线示意图，标记主要地点和顺序。但在考古上尚未发现直接证据。甲骨卜辞中零星的里程记录，是这类知识留存至今的罕见文字痕迹。 局限性 ：商代的里程管理是局部、非标准化的。它集中于王畿核心区、重要资源通道和军事要道，并未形成覆盖全域的统一里程体系。计量单位（如“里”）的具体长度可能不固定，不同区域或语境下的“一日程”也会因路况、季节、队伍类型而异。 综上所述，商代的道路交通标识与里程管理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它以自然和人工地标为基础，以满足国家行政、军事和资源控制的实际需求为动力，以经验积累和口传为主要传承方式，在王室田猎区等特定范围内出现了较精确的里程记录，为后世周秦时期更系统的道路标识和里程管理制度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