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后党争” “帝后党争”指的是清朝光绪皇帝亲政后，围绕其与慈禧太后所形成的两个政治集团之间，为争夺最高决策权而进行的长期、复杂的政治斗争。这场斗争是晚清政局演变的一条核心线索，深刻影响了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乃至义和团运动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 第一步：党争的背景与格局形成（1889-1894） “归政”与“训政”的模糊性 ：1889年，光绪帝大婚，慈禧太后宣布“归政”。然而，根据事前安排，皇帝亲政后，“内廷事务”及高级官员的任免，仍需“秉承（慈禧）皇太后懿旨”。这种制度设计保留了慈禧的最高裁决权，造成了“帝党”（拥戴光绪）与“后党”（效忠慈禧）并存的二元权力格局基础。 核心人物与支持力量 ： 后党 ：以慈禧太后为绝对核心，核心成员包括礼亲王世铎、军机大臣孙毓汶、徐用仪，以及内务府大臣、多数满洲亲贵与地方督抚（如李鸿章在初期更倾向后党）。他们控制着军机处、总理衙门及内务府等关键中枢机构，势力盘根错节。 帝党 ：以光绪帝为象征，核心成员包括其师翁同龢（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珍妃之兄志锐、侍读学士文廷式，以及少数言官如安维峻等。他们主要依托皇帝的“亲政”名分和部分清议力量，但在实权部门根基较浅。 第二步：甲午战争期间的激化（1894-1895） 战和之争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帝党主战，希望通过战争胜利为光绪树立权威，并打击后党核心李鸿章（其淮系是主要战力）。后党初期被迫主战，但随着战局不利，慈禧及其核心（如孙毓汶）倾向于尽早议和，以保全实力和维持其统治稳定。 权力较量 ：战争中，光绪帝多次下诏主战，甚至处分李鸿章，但前线将领多听命于李鸿章，实际指挥不灵。慈禧则通过其控制的渠道影响决策。战败后，《马关条约》签订，光绪帝痛感国力衰微，变革之心愈切；而后党则更警惕任何可能动摇其根本权力的变革。 第三步：戊戌变法期间的总爆发与结局（1895-1898） 变法成为角力场 ：甲午战败后，光绪帝在康有为等维新派鼓动下，决心变法图强。帝党（如翁同龢）试图引维新派为奥援，通过变法从后党手中夺取实权，并实现国家富强。变法内容（如裁撤冗衙、改革科举）触动了后党及其附属的庞大官僚集团的利益。 关键矛盾点 ： 人事权 ：光绪帝罢黜阻挠变法的礼部六堂官、超擢谭嗣同等为军机章京，意图掌握用人行政大权。 军事权 ：维新派策划拉拢袁世凯，试图获取军事支持，这直接威胁到慈禧及其亲信对军队的控制。 “围园杀后”计划 ：此计划（无论真实性如何）给了慈禧最致命的口实。 政变与清算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重新“训政”，囚禁光绪帝，捕杀维新党人（戊戌六君子），罢黜帝党官员（翁同龢此前已被开缺）。帝后党争以慈禧后党的彻底胜利告终，帝党势力被清扫殆尽。 第四步：党争的余波与影响（1898年后） 对清末政局的影响 ：政变后，后党彻底垄断权力，排斥任何实质性改革，导致“戊戌反动”时期。这激化了社会矛盾，也为义和团运动期间后党顽固派排外决策埋下伏笔。 对光绪个人的影响 ：光绪帝被长期幽禁，丧失一切政治影响力。其“瀛台遗恨”成为清末皇权分裂与政治悲剧的象征。 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帝后党争并非纯粹的新旧思想之争，本质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但它使得原本可能有序推进的改革（如戊戌变法）与最高权力斗争纠缠在一起，导致改革激进化和迅速失败，错失了内部调整的时机，加速了清王朝统治权威的崩溃。同时，它也使海外维新派和革命派更清晰地认识到清廷内部无法自我革新，推动了反清力量的聚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