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剿匪总司令部》 《中华民国剿匪总司令部》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国共内战期间，为统一指挥对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国民政府称为“匪”）进行军事围剿而设立的高级战区性指挥机构。其演变与运作深刻反映了国民政府军事战略的调整与内战局势的变化。 第一步：机构设立的背景与目的 剿匪总司令部的设立，直接源于国共内战的全面爆发与升级。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矛盾激化，战火重燃。随着战争规模扩大，国民政府深感原有军事指挥体系（如战区、绥靖公署）在应对高度机动且扎根农村的共产党军队时存在协调不力、职责不清等问题。为此，蒋介石决定设立权限更高、地域范围更广的“剿匪总司令部”，旨在统一某一广大区域内的党政军权力，实施所谓“总体战”，以图迅速消灭或遏制共产党武装力量。其“剿匪”之称，体现了国民政府对其政治对手的定性。 第二步：主要分支机构的设立与演变 剿匪总司令部并非一个固定机构，而是根据战局需要，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区域先后设立的一系列机构。其中最重要的几个包括： 徐州剿匪总司令部 ：成立于1948年6月，设于江苏徐州，总司令为刘峙。其辖区包括山东、河南大部及江苏、安徽北部，旨在指挥华东、中原地区的战事，是应对共产党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的主要指挥中心。其存续时间虽短，但直接经历了淮海战役（徐蚌会战）的核心阶段。 华北剿匪总司令部 ：成立于1947年12月，设于北平，总司令先后为傅作义、李文（代理）。负责指挥河北、山西、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华北五省二市的军事行动，主要对手是共产党领导的华北军区部队。其命运与平津战役紧密相连。 华中剿匪总司令部 ：成立于1948年6月，设于湖北武汉，总司令为白崇禧。辖区涵盖湖北、湖南、河南南部、安徽西部等地，主要对抗共产党中原野战军一部及后来的第二、第四野战军，其行动影响了华中战局的发展。 此外，在不同时期还有过“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卫立煌）、“桂林剿匪总司令部”等设置，但以徐、平、汉三处最为关键和典型。 第三步：组织架构与职权特点 剿匪总司令部的组织架构体现了“军政合一”的战时集权特点。通常设总司令一人，副总司令若干人，下设参谋长及分管作战、情报、后勤、政工等的各处室。其核心特点在于： 超常授权 ：总司令不仅指挥辖区内的所有中央军、地方保安部队，通常还被赋予协调甚至指挥辖区内省市政府、党务、特务机关及交通、经济资源的权力，以期实现军事、政治、经济的协同。 党政军联动 ：机构内常设或配合有政治工作部门（如政工处），负责军队政治教育、民众宣传、情报搜集以及对地方行政的监督，旨在切断民众对共产党的支持。 战略区性质 ：每个总司令部实际上代表了一个独立的战略方向，总司令拥有相当大的战场决策权，但其重大行动仍需听命于南京的国防部乃至蒋介石本人，这种权力结构有时会导致指挥僵化或贻误战机。 第四步：历史作用与最终结局 剿匪总司令部在国共内战后期扮演了关键角色，但其运作效果和最终命运却揭示了国民政府的深层困境： 军事战略的集中尝试 ：它是国民政府试图扭转分散防御、被动挨打局面，进行战略集中和区域联防的产物。然而，各总部之间协同依然薄弱，难以实现真正的战略配合。 暴露指挥体系弊端 ：虽意图统一事权，但内部仍存在中央军与地方派系（如桂系白崇禧、晋绥系傅作义）的矛盾，蒋介石的越级指挥也常干扰前线决策。这种矛盾在战局不利时尤为突出。 伴随主力兵团覆灭 ：几个主要剿总的存在时间，几乎与国军主力兵团的存亡同步。徐州剿总在淮海战役中基本丧失其指挥的部队；华北剿总在傅作义领导下，经平津战役后接受和平改编；华中剿总则在解放军渡江战役后节节败退、最终瓦解。 象征意义 ：剿匪总司令部的设立与溃败，标志着国民政府在军事上从战略进攻转向战略防御，直至崩溃的过程。随着其指挥的各大战略集团相继被歼灭或击溃，国民政府的军事支柱彻底动摇，最终导致在大陆统治的终结。 综上所述，《中华民国剿匪总司令部》是国共内战特定阶段的关键军事指挥机构，其设立、运作与崩溃，集中反映了国民政府后期军事战略的意图、实践及其内在矛盾，是研究民国军事史与政治史交汇点的重要制度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