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的“榜下捉婿”与婚姻市场》
字数 1238 2025-12-16 21:56:20

《宋元时期的“榜下捉婿”与婚姻市场》

  1. 基本概念与起源:首先,“榜下捉婿”是宋元时期,尤其是两宋时期,一种富有特色的社会婚姻现象。所谓“榜”,指的是科举考试后发布的进士及第名单(金榜);“捉婿”则形象地描绘了在放榜之日,权贵、富户家族争相抢夺新科进士为女婿的场景。这一风俗起源于唐代,但到宋代随着科举制度成为选拔官员的最主要途径而达到鼎盛,并延续至元代。其核心是将科举功名直接转化为婚姻市场中的顶级资本,体现了社会价值观念从门第向才学的显著转变。

  2. 运作机制与社会背景:具体过程通常在殿试唱名(公布名次)后立即展开。京城的达官显贵或豪商巨贾会派出大量“媒人”甚至家中仆役,守候在张贴皇榜的宣德门外或进士们必经的道路上。一旦得知某位进士尚未婚配或有意续弦,便争先恐后上前邀请,甚至出现半邀请半强迫地将进士“拥”(捉)至家中,当场提亲许嫁的情况。这背后的社会背景是:一、科举出身(“进士”)是获得清要官职、保障家族政治地位的最优途径;二、宋代门阀士族彻底衰落,新兴的官僚-士绅阶层需要通过联姻快速巩固地位;三、财富丰厚的商贾阶层亟需通过联姻进士来提升社会地位,实现“富”与“贵”的结合

  3. 婚姻市场的特征与影响:这种行为造就了一个高度现实和功利的**“科举婚姻市场”。新科进士的“市值”极高,女方家族往往提供丰厚的“嫁资”(嫁妆),远超平常,形成了“榜下脔婿**”和“系捉钱”(为捉婿准备的专项钱财)等专有名词。这导致:首先,婚姻的缔结速度极快,近乎“闪电婚”,情感基础薄弱;其次,加剧了社会上厚嫁之风,给中下层家庭带来压力;再次,它强化了士人群体作为社会精英的核心地位,但也使他们部分物化为政治联姻的工具。元代虽科举时废时兴,且存在民族等级,但通过科举晋身的汉族进士在婚姻市场上依然抢手,这一风俗的底层逻辑——通过婚姻绑定潜在政治精英——依然存在。

  4. 延伸制度与相关现象:与“榜下捉婿”紧密相连的是 “榜前约婿” 。更具眼光的家族会在士子参加科举前,就挑选其中才华出众、有及第潜力者,预先订立婚约,这是一种风险投资。若该士子最终及第,则投资回报巨大;若不第,则婚约可能失效。此外,“馆职”(如昭文馆、史馆等清要职位)出身者也是婚姻市场中的热门对象,被称为“馆职医婚”,意即拥有馆职身份能像良药一样医治家族门第不高的“病症”。这些现象共同构成了宋元时期围绕科举功名展开的、高度功利化的精英联姻网络。

  5. 文化批评与历史评价:当时的有识之士已对此风多有批评。如北宋朱彧《萍洲可谈》记载“榜下捉婿,多鬻婚者”,视之为变相买卖婚姻。理学家也批评其违背礼义,不顾人情。但从历史角度看,“榜下捉婿”生动反映了宋元社会流动性增强、科举制度中心化以及商品经济观念深入婚姻领域的多重变迁。它既是读书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个人成功的巅峰标志之一,也是家族进行社会资本重组与扩张的关键策略,是观察该时期社会结构、价值观念与权力交织的一个重要窗口。

《宋元时期的“榜下捉婿”与婚姻市场》 基本概念与起源 :首先,“榜下捉婿”是宋元时期,尤其是两宋时期,一种富有特色的社会婚姻现象。所谓“榜”,指的是科举考试后发布的进士及第名单(金榜);“捉婿”则形象地描绘了在放榜之日,权贵、富户家族争相抢夺新科进士为女婿的场景。这一风俗起源于唐代,但到宋代随着科举制度成为选拔官员的最主要途径而达到鼎盛,并延续至元代。其核心是 将科举功名直接转化为婚姻市场中的顶级资本 ,体现了社会价值观念从门第向才学的显著转变。 运作机制与社会背景 :具体过程通常在殿试唱名(公布名次)后立即展开。京城的达官显贵或豪商巨贾会派出大量“媒人”甚至家中仆役,守候在张贴皇榜的宣德门外或进士们必经的道路上。一旦得知某位进士尚未婚配或有意续弦,便争先恐后上前邀请,甚至出现半邀请半强迫地将进士“拥”(捉)至家中,当场提亲许嫁的情况。这背后的社会背景是: 一、科举出身(“进士”)是获得清要官职、保障家族政治地位的最优途径;二、宋代门阀士族彻底衰落,新兴的官僚-士绅阶层需要通过联姻快速巩固地位;三、财富丰厚的商贾阶层亟需通过联姻进士来提升社会地位,实现“富”与“贵”的结合 。 婚姻市场的特征与影响 :这种行为造就了一个高度现实和功利的** “科举婚姻市场” 。新科进士的“市值”极高,女方家族往往提供丰厚的“嫁资”(嫁妆),远超平常,形成了“ 榜下脔婿** ”和“ 系捉钱 ”(为捉婿准备的专项钱财)等专有名词。这导致: 首先 ,婚姻的缔结速度极快,近乎“闪电婚”,情感基础薄弱; 其次 ,加剧了社会上厚嫁之风,给中下层家庭带来压力; 再次 ,它强化了士人群体作为社会精英的核心地位,但也使他们部分物化为政治联姻的工具。元代虽科举时废时兴,且存在民族等级,但通过科举晋身的汉族进士在婚姻市场上依然抢手,这一风俗的底层逻辑——通过婚姻绑定潜在政治精英——依然存在。 延伸制度与相关现象 :与“榜下捉婿”紧密相连的是 “榜前约婿” 。更具眼光的家族会在士子参加科举前,就挑选其中才华出众、有及第潜力者,预先订立婚约,这是一种风险投资。若该士子最终及第,则投资回报巨大;若不第,则婚约可能失效。此外, “馆职”(如昭文馆、史馆等清要职位)出身者也是婚姻市场中的热门对象 ,被称为“ 馆职医婚 ”,意即拥有馆职身份能像良药一样医治家族门第不高的“病症”。这些现象共同构成了宋元时期围绕科举功名展开的、高度功利化的精英联姻网络。 文化批评与历史评价 :当时的有识之士已对此风多有批评。如北宋朱彧《萍洲可谈》记载“榜下捉婿,多鬻婚者”,视之为变相买卖婚姻。理学家也批评其违背礼义,不顾人情。但从历史角度看,“榜下捉婿”生动反映了 宋元社会流动性增强、科举制度中心化以及商品经济观念深入婚姻领域 的多重变迁。它既是读书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个人成功的巅峰标志之一,也是家族进行社会资本重组与扩张的关键策略,是观察该时期社会结构、价值观念与权力交织的一个重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