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纲法”盐政 首先，我们从盐在明清国家财政中的地位讲起。盐是生活必需品，其生产（盐场）和销售渠道容易控制，因此自汉代以来，食盐专卖就是历代王朝重要的财政支柱。明清时期，盐税是国家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财政收入来源。朝廷在主要产盐区（如两淮、两浙、长芦、山东、福建等）设立都转运盐使司，管理盐的生产和销售。 其次，需要理解明初实行的盐法——“开中法”。这个制度的核心是“召商输粮而与之盐”，即商人将粮食等军需物资运输到指定的边防要塞（如辽东、宣府、大同、延绥等“九边”），换取官府颁发的“盐引”（提盐凭证），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盐场支取食盐，再到指定地区销售。这是一种将国防补给与食盐专卖相结合的间接专卖制度，朝廷节省了转运粮草的巨额开支，商人则获得了利润丰厚的盐业专卖权。 然而，到了明朝中后期，“开中法”逐渐败坏。原因包括：1. 权贵、宦官利用特权直接奏讨盐引，破坏了纳粮换引的规则；2. 盐场管理腐败，产盐不足，导致商人持有盐引却长期支不到盐，称为“守支”；3. 私盐泛滥，严重冲击官盐市场。这些都导致国家盐税收入锐减，边军粮饷供应也出现问题。 接下来，就到了核心的“纲法”诞生环节。为了彻底整顿盐政、增加收入，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两淮盐法疏理道袁世振等人创行“纲法”。其核心改革是：将持有旧引（积压未支盐的盐引）的盐商编入“纲册”，登记为“纲商”，承认其世袭垄断地位。只有册上有名的纲商，才有资格按“纲册”规定的年度份额（“纲”即年度运销单位）购买新引，承运官盐。未被编入纲册的散商则被排除在外。 然后，我们来剖析“纲法”运作的具体模式。这主要是一种“商专卖”或“委托专卖”制。官府不再直接负责食盐的收购、运输和销售，而是将这一特权永久性、世袭性地授予特定的纲商集团。其流程简化为：纲商向官府缴纳巨额银两（包括盐课和诸多杂费）购买盐引 -> 凭引到盐场向灶户（盐的生产者）收盐 -> 自己组织运输和销售。官府的角色从经营者转变为监督者和征税者，管理对象从庞大的食盐流通过程聚焦为少数纲商，行政成本大大降低，税收（白银）却能得到保证。 再者，必须讲“纲法”带来的深刻社会影响。最重要的影响是催生了一个极其富有的垄断商业资本集团—— 盐商 ，尤其是两淮盐商（聚居扬州）。他们凭借世袭特权积累了惊人财富，生活奢靡，并积极投资文化（如供养文人、修建园林、刊刻书籍）、捐输军饷、报效朝廷，以巩固其政治地位。同时，“纲法”将盐的流通税固定化并货币化，符合明清财政白银化的趋势。但弊端也极深：盐商垄断导致盐价高昂，加重了百姓负担；盐商与官员勾结，腐败丛生；世袭制也使盐商集团日趋保守和内卷化。 最后，需要说明“纲法”的沿革与终结。清朝完全继承了明代的纲法体系，并将其制度化、严密化。然而，其固有矛盾在清中叶后愈发突出。道光年间，盐政腐败、盐课短绌、私盐更为猖獗。道光十二年（1832年），两江总督陶澍在淮北率先推行“票盐法”改革，核心是废除纲商的世袭垄断权，允许任何商人缴纳税课后请领盐票（类似盐引），自由运销。这打破了纲法体系，提高了效率，降低了盐价。此后，票法逐渐推广，至同治年间，传统的纲法盐政在主要盐区基本被票法取代，标志着延续了二百余年的食盐商专卖垄断制度的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