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战公约》 《非战公约》的签署背景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政治现实。1920年代，欧洲各国对战争的恐惧催生了集体安全理念，但国际联盟未能有效遏制军备竞赛与领土争端。法国主张建立集体安全体系，而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情绪高涨，希望以道德和法律手段约束战争。1927年，法国外长白里安与美国国务卿凯洛格提议缔结一项"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多边条约，最终于1928年8月27日在巴黎由15国共同签署，正式名称为《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 公约的核心内容体现在第一条和第二条条款中。第一条规定缔约国"谴责以战争解决国际争端，废弃以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第二条规定"缔约方之间可能发生的所有争端或冲突，不论其性质或起因如何，只能通过和平方法解决"。这些条款首次在国际法层面将侵略战争非法化，但未明确界定"自卫权"范围，也未设立违约制裁机制，为后续解释留下争议空间。 公约的法律创新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它突破了传统国际法认为战争是国家合法权利的"诉诸战争权"观念；其次，公约序言强调"任何签字国如企图依靠战争促进本国利益，不得享受条约给予的惠益"，这成为后来纽伦堡审判的法律依据；最后，条约的开放性签署方式使其最终获得63个国家批准，成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国际法文件。 历史实践显示公约存在显著局限性。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19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等事件均直接违反公约，但未受到实质制裁。公约未设监督执行机制，仅依赖各国自愿遵守。然而其法律遗产影响深远：1945年《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款禁止使用武力原则直接继承公约精神，1946年纽伦堡审判将"策划和实施侵略战争"定为反和平罪，正是基于公约建立的战争非法化原则。 公约的现代意义在于构建了当代国际秩序的法律基石。它确立的禁止侵略战争原则已成为国际习惯法，2017年联合国《禁止核武器条约》序言仍援引公约精神。尽管未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它标志着国际关系从"以武力求和平"到"以制度求和平"的范式转变，为现代国际法体系奠定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