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寄庄户”与户籍管理 “寄庄户”指在拥有本地田产却不入本地户籍，而是将田产附着于其原籍或其他地方户籍之下的人户。其存在与明清时期以田产为基础、结合户籍与地籍的赋役征派制度密切相关。 明清赋役制度以“人丁事产”为基准，户籍（黄册）与地籍（鱼鳞图册）需相互对应。然而，随着土地买卖和人口流动的频繁，出现大量跨区域的土地产权转移。购买他府、他县田产的富民，为规避在田产所在地承担额外的徭役、杂派，或利用原籍地更优惠的赋役政策（如科则轻重不同），往往选择不将户籍迁入田产所在地，形成“人有去籍，田不移赋”的局面。此即“寄庄”之核心。 “寄庄户”现象对官方治理构成挑战。田产所在地官府因户籍信息缺失，难以有效征发该田产对应的徭役，导致赋役不均和地方财政损失。同时，原籍地官府则需为不在本地居住、仅存户籍的“寄庄户”承担编审人丁的虚额，或因其将赋役负担转嫁本地其他民户而引发社会矛盾。明朝中后期，此问题在商品经济发达、土地交易活跃的江南、福建等地尤为突出。 为应对“寄庄户”引发的管理困境，明清政府主要采取两种措施。一是强制“入籍当差”，即要求购置田产者必须将户籍迁入田产所在地，承担相应差役。明中期的多项法令及地方条鞭法改革均强调“地随人转”、“以田定役”。二是承认“寄庄”事实，但将其单独编列管理并加征赋税。例如，万历年间一些地区推行“一条鞭法”时，将“寄庄田”单独造册，其税粮科则往往高于本地“民田”，以此补偿地方徭役负担。清代延续此法，在赋役全书内明确区分“民田”与“寄庄田”的科则。 “寄庄户”现象深刻反映了明清社会经济变迁与制度调适间的张力。它既是土地资本跨区域流动的产物，也暴露了基于静态户籍的旧役法在动态经济现实前的滞后。官府对此的应对，从单纯禁止到部分承认并差异化征课，体现了财政制度在实践中的务实调整。这一过程亦加剧了户籍制度的赋税功能与社会控制功能的分离，是理解明清基层社会复杂性和国家治理弹性的一个关键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