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水城遗址的发现与西夏文文献出土

1. 黑水城，蒙古语称“哈拉浩特”，位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东南的荒漠中。它并非现代自然形成的居民点，而是一座已废弃数百年的古代城市遗址。从地理环境上讲，它坐落于古居延绿洲的边缘，额济纳河（弱水）下游，古代曾是河西走廊通往漠北的交通要冲，也是控制丝绸之路与草原之路交汇点的军事重镇。

2. 该城的历史沿革复杂。最初，它是汉朝为防御匈奴所设的居延边塞体系的一部分，唐代在此设“宁寇军”戍守。但其最重要的历史阶段属于西夏（1038-1227年）和蒙元时期。西夏政权在此设立“黑水镇燕军司”，是西夏十二监军司之一，负责防御西北方向的蒙古和回鹘势力，城市由此得名“黑水城”并达到繁荣顶峰。元朝灭西夏后，继续沿用此城，设立“亦集乃路”总管府（“亦集乃”即“额济纳”的音译），使其成为连接中原与岭北行省（蒙古高原）驿道上的重要枢纽。约在明初，由于战争破坏、额济纳河改道导致水源断绝，以及丝绸之路贸易路线的变迁，黑水城最终被废弃，逐渐被流沙掩埋，淡出历史记忆。

3. 黑水城重新进入世人视野，源于20世纪初的外国探险活动。1908年和1909年，俄国探险家彼得·库兹米奇·科兹洛夫率领的蒙古-四川考察队两次深入额济纳荒漠，根据当地土尔扈特蒙古人的指引找到了这座古城遗址。他们在城内一座佛塔（后被命名为“著名的塔”）中，发现了数量惊人的古代文献、佛像、唐卡、钱币、生活用品等文物。这些文物被装箱运回圣彼得堡，现主要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和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4. 科兹洛夫的发现中，最具革命性意义的是大量西夏文文献的出土。西夏文是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命大臣野利仁荣创制的一种表意文字，形似汉字但笔画繁复，西夏灭亡后逐渐成为无人能识的“死文字”。黑水城出土的文献涵盖了宗教（佛经居多）、法律、军事、文学、医药、历法、契约等几乎所有社会领域，语言包括西夏文、汉文、藏文、回鹘文、蒙古文等，其中西夏文文献数量最多、内容最丰。这为解读西夏文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第一手资料，被誉为打开西夏学研究大门的钥匙。

5. 黑水城出土文献中的一批珍贵汉文典籍同样价值连城。其中包括多种宋代刻本，如《番汉合时掌中珠》（一部西夏文与汉文双解词语集，是破译西夏文的关键工具书）、刻本《刘知远诸宫调》残本（中国现存最早的诸宫调作品之一）、宋代吕惠卿注《庄子》残卷等。这些文献不仅本身具有极高的文献学和版本学价值，也证明了黑水城在宋、夏、金时期作为文化交汇点的地位。

6. 基于黑水城出土文献，国际学术界在20世纪展开了持续的西夏学研究。俄国学者如伊凤阁、聂历山等在早期西夏文解读和文献编目方面贡献卓著。中国学者如罗福成、罗福苌、王静如等也利用流入中国的部分文献进行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西夏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宗教信仰（特别是藏传佛教的传播）、语言文字、科技文化等历史全貌逐渐变得清晰。黑水城文献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西夏史主要依赖汉文周边记载的局限，使其成为一门可以凭借自身文献进行研究的专门学科。

7. 自20世纪下半叶起，中国考古机构对黑水城遗址进行了多次科学调查和发掘。1983-198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机构对遗址进行了系统的考古发掘，厘清了城市布局（分为东西两部分，东区为官署、仓储区，西区为居民区和寺庙区）、城墙结构、部分建筑功能，并新发现了一批文书（主要是元代纸钞、文书）和文物。这些工作补充了科兹洛夫发掘资料的考古背景信息，使对城市功能分区的认识更加准确。

8. 综合所有发现，黑水城遗址的考古学意义在于：它是一座在干旱沙漠环境中保存完好的“时间胶囊”，其建筑遗迹、出土文物与海量文献共同构建了一个从西夏到元朝时期，中国西北边疆城市社会、经济、军事、宗教与日常生活的立体图景。它不仅是研究西夏文明的“资料宝库”，也是研究宋、夏、金、元多民族政权并立与交融时期，丝绸之路沿线绿洲城市兴衰、跨区域文化交流、生态环境变迁的绝佳案例。黑水城的发现与文献出土，堪称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