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补充条例》

1. 条例的出台背景与性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因未能立即制定新的刑法典，北洋政府司法部呈请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批准，暂时援用清末修订的《大清新刑律》，但删改其中与国体抵触的条款，更名为《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然而，这部法律在司法实践中被认为对某些特定犯罪（特别是涉及传统礼教、社会秩序方面）的惩罚力度不足，或缺乏明确规定。为此，北洋政府于1914年（民国三年）12月24日颁布了《暂行新刑律补充条例》，作为对《暂行新刑律》的重要补充和修正。它并非一部独立的法律，而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单行刑事法规。

2. 条例的主要补充与修正内容。该《补充条例》共十五条，其核心内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强化伦常与家庭秩序：加重对卑幼（晚辈、子女）侵害尊亲属（长辈、父母）犯罪的刑罚，例如将“杀伤尊亲属”的条款独立出来并规定更严厉的处罚。同时，扩大了“和奸罪”（通奸罪）的适用范围，不仅处罚有夫之妇与人通奸，对于无夫之妇（未婚女子）与人通奸，其尊亲属也可告诉（起诉）；并规定了“强制亲属卖奸或为娼”等罪。
   • 加强对社会风化与特殊身份者的保护：明确了对“强奸罪”的界定和处罚，增设了“意图营利、引诱良家妇女卖奸”等罪名。特别规定了对“奸淫未满十二岁幼女”者以强奸论，从重处罚，体现了对幼女的特殊保护。
   • 增设维护政治与社会秩序的条款：补充了关于“私擅逮捕或监禁尊亲属”、“强制亲属卖奸或为娼”等罪行的规定，意图强化家庭内部的尊卑等级和伦理纲常，进而稳定社会基础。
   • 其他修正：对《暂行新刑律》中一些条款的具体适用进行了明确或调整。

3. 条例的立法精神与时代特征。《补充条例》的颁布，鲜明地反映了袁世凯执政初期“礼法结合”甚至“以礼入法”的立法倾向。其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清末礼法之争中“礼教派”部分主张的回归，旨在用刑法手段维护传统的家族伦理和社会等级秩序，以配合当时政治上“尊孔复古”的思潮。这与《暂行新刑律》本身所带有的近代资产阶级刑法色彩（如罪刑法定、废除部分酷刑等）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张力或修正。

4. 条例的司法实践与后续影响。该条例颁布后，在民国初年的司法实践中被广泛适用，成为处理相关刑事案件的重要依据。它强化了刑法对家庭伦理和社会风化的干预力度。其部分内容，特别是关于亲属相犯、奸非罪等方面的规定，为后来1928年及1935年颁布的《中华民国刑法》所吸收或借鉴，尽管新刑法在体系和精神上更为近代化，但仍保留了相当多的传统伦理条款。《补充条例》的存续与适用，是观察民国法律近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西方法理与中国礼教复杂互动关系的一个关键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