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马区二型沉船“黑石号”出水长沙窑瓷碗上的阿拉伯文墨书》

1. 背景定位：发现与整体情况

   • “黑石号”沉船是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附近海域发现的一艘9世纪上半叶（晚唐时期）的阿拉伯（或波斯）商船。因其附近有一块黑色大礁石，故被考古学家命名为“海马区二型”，俗称“黑石号”。
   • 该船满载中国货物，目的地是西亚，是唐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实证。船上出水文物约6万7千件，其中98%以上是中国陶瓷，而长沙窑瓷器数量多达5万6千余件，是绝对大宗。
   • 在这些长沙窑瓷器中，有一批极其特殊的文物：在釉下彩绘的瓷碗内底或外壁，发现了用墨书写的阿拉伯文字。这些文字并非烧制前刻画，而是烧成后用墨汁书写，属于“后加款”。

2. 物件聚焦：文字内容与初步解读

   • 这些阿拉伯文墨书的内容并非长篇大论，而是一些简短的词语或词组。经学者释读，其主要内容包括：
     • 宗教祈祷语：如“الله”（安拉）、“بسم الله”（以真主之名）等。
     • 吉祥语或赞美语：如“بركة”（吉庆、祝福）、“حسن”（美好）等。
     • 人名或所有者标记：可能指示器物的订购者、所有者或馈赠对象。
     • 功能性标记：可能与货物分类、计价或用途相关。
   • 文字书写风格显示其为早期阿拉伯文书法（库法体或纳斯赫体早期形态），符合9世纪的时代特征，且书写者应为通晓阿拉伯文的穆斯林。

3. 历史情境深入：生产、定制与贸易环节

   • 生产端（中国长沙窑）：长沙窑是唐代著名的外销瓷窑，其特点之一是善于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产品，包括装饰纹样（如模印贴花、釉下彩绘的胡人、棕榈叶等异域风格）和文字（有少量书写中文诗句或俗语）。但出现阿拉伯文，说明其定制化程度可能更高。
   • 贸易端（中间商或订货商）：这些文字并非在长沙本地书写。最合理的解释是，货物从长沙窑生产出来后，运送到当时的主要国际贸易港口——广州（唐设市舶使）。在广州的港口仓库或市场上，来自阿拉伯、波斯等地的商人或他们的代理（可能包括定居广州的穆斯林商人社区“蕃坊”成员）在验货、分装或准备发货前，用墨笔在部分瓷器上写下这些标记。这些标记可能是为了区分货物归属、表明货物已验收、或作为宗教祈福以确保海运平安。

4. 核心价值与历史考证意义

   • 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流程的微观证据：它生动记录了外销商品在离开生产地后、装船远航前，在贸易枢纽港口所经历的最后一道“本地化”或“个性化”手续。这是贸易链条中一个鲜活的、可触摸的环节。
   • 跨文化互动的直接物证：中国制造的瓷器上，由西亚商人用其母语和信仰文字进行标记，是唐代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物质文化交流与商业合作的直观体现。它超越了单纯商品买卖，显示了文化符号的附着与互动。
   • 早期伊斯兰物质文化在华踪迹：这些墨书是9世纪阿拉伯文在中国器物上的珍贵遗存，与广州、泉州等地发现的早期伊斯兰碑刻、墓葬文物相呼应，共同证明了穆斯林商人在华活动的广泛性。它们是研究中国早期伊斯兰教史、侨民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 断代与辨伪的辅助依据：墨书的阿拉伯文书体风格为沉船年代（9世纪上半叶）提供了另一重佐证。同时，这种极其特殊的、与历史贸易情境紧密相连的痕迹，也使得文物本身极难被后世仿造。
   • 消费端意图的窥探：通过吉祥语、祈祷语的内容，可以推测订货商或目标市场消费者的文化心理与宗教需求，反映了外销商品不仅满足实用，也可能承载着精神慰藉的功能。

5. 学术研究延伸与未解问题

   • 学者们仍在继续释读所有墨书文字，并试图统计其类型比例，以分析当时商人群体中最常见的书写动机。
   • 探讨这些标记是否与船上其他地区（如越窑、邢窑、金银器）的货物分配有关联，以还原更精细的装船和贸易模式。
   • 与其他海上丝绸之路沉船（如“印坦号”、“井里汶号”）出水文物上的类似标记进行比较研究，探寻其中规律性或地域性差异。
   • 存在少量模糊或书写奇特的文字，是否为阿拉伯文变体、或夹杂其他语言（如古波斯语）成分，仍需进一步研究。

总结：这件文物看似只是一个写着外国字的中国瓷碗，但它如同一个时空胶囊，封印了9世纪广州港口仓库里的一幕：一位阿拉伯商人手持毛笔，在他的中国货物上郑重写下对真主的祈祷和对生意的祝福。它将“海上丝绸之路”从一个宏大概念，浓缩为一次具体的、充满人情味和宗教热忱的商业行为，是历史考证中连接宏观叙事与微观细节的绝佳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