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非常时期违反粮食管理治理暂行条例》 背景与制定目的 ：该条例于1941年5月12日由国民政府公布施行，是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为应对严重经济困境而推出的专项紧急立法。其核心背景是战争导致主要粮产区沦陷、物资匮乏、交通阻塞，加之通货膨胀加剧，国统区多地出现粮价飞涨、囤积居奇、黑市猖獗的严峻局面，严重威胁军民基本生活与抗战的持续。条例的制定旨在运用严厉的法律手段，由国家直接干预、管制粮食的流通、分配与价格，以稳定粮食供应、平抑物价、保障军需民用，属于“战时经济统制”政策在粮食领域的具体化和法律化。 主要内容与管制措施 ：条例构建了一套严格的粮食管制体系。首先，它明确授权各级政府及粮食管理机关对粮食（包括米、麦、面粉、杂粮等）的 收购、储存、运输、销售及价格 实施全面管制。其次，具体列举了多种违法行为，主要包括： 囤积居奇 （超出规定数量或期限储存粮食）、 抬价出售 （违反政府规定的价格）、 私运私售 （未经许可擅自运输或买卖管制粮食）、 掺杂掺假 、 妨害粮食征收 等。最后，条例规定了详细的 粮食登记与检查制度 ，要求粮商、农户及相关经营者必须向管理机关申报存粮数量、种类及交易情况，并接受随时核查，以确保管制政策的执行。 惩罚机制与司法程序 ：为体现“非常时期”的严峻性，该条例设定了 极为严厉的惩罚措施 。对于违反管制规定的行为，不仅可处以高额罚金、没收全部粮食及违法所得，最突出的特点是规定了 死刑 等重刑。例如，对以营利为目的囤积居奇或哄抬粮价情节重大者，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对武装抗拒检查或管理的行为，亦可处极刑。在程序上，为求速决，条例多规定由 军事机关或特别法庭审判 ，简化了正常司法程序，体现了战时法的特色。 执行情况、影响与争议 ：该条例在抗战中后期被大力推行。国民政府设立了从中央到省县的粮食管理机构网络，并多次开展全国性的粮食大检查与“平抑物价”运动。它在 短期内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市场的极度混乱 ，为政府实施田赋征实、征购等粮食筹集政策提供了法律后盾，对支撑战时经济有直接作用。然而，其执行过程也产生了显著的 负面问题 ：一是基层执行人员权力过大且缺乏有效监督，导致 贪腐横行、敲诈勒索 现象普遍；二是管制价格往往严重偏离市场实际，挫伤了农民和守法商人的积极性，反而加剧了 黑市交易 ；三是严厉刑罚在执行中易出现扩大化与不公，成为打击异己或敛财的工具，引发了广泛的社会怨言。 历史评价与后续演变 ：该条例是研究民国战时经济统制、法律与社会互动的重要案例。它反映了国民政府在极端条件下，试图通过 强化国家权力与法律强制 来应对危机的努力。从效果看，它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其 历史必要性 ，为物资匮乏的战争环境提供了一种管控模式；也暴露了 统制经济的内在缺陷 ，即扭曲市场规律、催生官僚腐败、难以持久。抗战胜利后，随着“非常时期”的结束，该条例的严厉条款逐渐被后续的普通经济法规所取代，但其体现的政府干预经济的思路，在战后初期的经济重建与内战时期仍以不同形式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