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青铜器的器类定名与功能演变 商代青铜器种类繁多，形态各异，其定名与功能是理解商代礼制、技术与社会生活的基础。我们将从最直观的器物形态开始，逐步深入到其名称来源、核心功能及历史演变。 第一步：从器物形态到基本分类 商代青铜器首先可根据其最直观的用途和形态进行基本归类。主要大类包括： 食器 ：用于烹煮、盛放食物的器具。如 鼎 （三足或四足，两耳的烹煮或盛食器）、 簋 （圈足、有耳或无耳的盛食器，相当于现在的碗盆）。 酒器 ：用于盛酒、温酒、饮酒的器具。这是商代青铜器中最为发达的一类，细分极多，如 爵 （前有流、后有尾、旁有鋬、下有三足，用于温酒和饮酒）、 觚 （长身、侈口、圈足的饮酒器）、 尊 （大口、鼓腹、高圈足的大型盛酒器）、 卣 （有提梁、带盖的中型盛酒器）。 水器 ：用于盛水、注水的器具，主要与盥洗礼仪相关。如 盘 （浅腹、圈足，承接洗手污水用）、 盉 （封口或带盖，有管状流，用于调和酒水或注水）。 乐器 ：如 铙 （手持或植于座上敲击的青铜打击乐器）。 这些形态分类是现代考古学为方便研究而做的归纳，而商代人如何称呼这些器物，则需要结合更复杂的证据。 第二步：定名依据——铭文自名与文献考订 商代青铜器的确切名称主要依靠两个来源： 铭文自名 ：部分商代晚期青铜器（特别是西周初年带有商文化风格的器物）的铭文中，会自称器名。例如，某件鼎的内壁铭文可能为“XX作宝 尊彝 ”，“尊彝”是青铜礼器的通称。更具体地，有些器物会自称为“ 宝簋 ”、“ 旅鼎 ”、“ 父乙卣 ”等，直接指明了器类。这是最可靠的第一手定名证据。 古代文献考订 ：宋代以来的金石学家和现代学者，会对照《诗经》、《周礼》、《仪礼》等先秦文献中记载的器物名称，与出土实物进行比对和考订。例如，文献中常提到“爵”，通过比对描述与实物特征（有流、有尾、三足），将这类器形定名为“爵”。但需注意，文献时代晚于商代，且存在一名多器或一器多名的复杂情况，需审慎使用。 第三步：核心功能的演变——从实用到礼制 商代青铜器的功能并非一成不变，其演变轨迹清晰反映了社会重心的转移： 早期（二里岗时期）——以实用为主，礼制初现 ：此期青铜器种类相对较少，形制较古朴。食器中的鼎、鬲，酒器中的爵、斝、觚等已出现。它们主要服务于贵族日常生活（饮食）和祭祀活动，但器物组合尚不严格，礼制色彩处于形成阶段。 晚期（殷墟时期）——礼制化的巅峰 ：此期是商代青铜器的鼎盛阶段，器类极大丰富，造型繁复华丽，纹饰神秘威严。其功能发生根本性转变： 酒器的绝对核心地位 ：酒器种类和数量空前增多，觚、爵成为最基本的礼器组合核心，其数量多寡直接标志着使用者的身份等级。这表明以酒祭祀、沟通神灵的礼仪活动（即“酒祭”）在商代晚期国家宗教中占据中心地位。 食器的地位提升 ：鼎和簋的重要性显著增加，尤其是鼎，开始成为权力和等级的象征（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司母辛”大方鼎）。这预示着周代以食器（鼎簋制度）为核心的礼制萌芽。 “藏礼于器”的完成 ：青铜器的尺寸、重量、纹饰的精美程度、特别是 成套成组的数量 （如一套几件鼎、几件簋、几觚几爵），已形成严格规范，成为标识贵族身份、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的“礼制”物化符号。其实用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已让位于政治与宗教功能。 第四步：具体器类功能演变举例——以“鼎”和“觚爵”为例 鼎 ：最初是烹煮肉食的炊器。在商代晚期，大型方鼎（如司母戊鼎）已极难用于实际烹煮，其庞大的体量、沉重的重量和精美的纹饰，使其主要成为 祭祖时象征性陈设祭品 、并 彰显王权与国力 的“重器”。其从炊具向 国家政权象征 的转变趋势已非常明显。 觚与爵 ：作为最常见的酒器组合。早期可能确为饮酒器。晚期，尤其是殷墟时期的许多觚、爵器壁极薄、纹饰纤细，甚至部分为明器（非实用陪葬品），表明其实用饮酒功能大大减弱。它们更多地是作为一套 固定的礼仪道具 ，在祭祀和宴飨中完成特定的礼仪动作，其 象征意义（代表身份与参与礼仪的资格）已远超其实用价值 。 综上所述，商代青铜器的定名是结合考古发现、铭文证据与文献考订的综合性学问；而其功能则经历了从满足日常生活和初级祭祀的实用器，到承载复杂礼制、标识社会等级、服务于神权政治的核心礼器的深刻演变。这一演变过程，正是商代社会复杂化、王权强化和礼制系统成熟的重要物质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