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巫蛊之祸”

“巫蛊之祸”是汉武帝晚期发生的一场震惊朝野、牵连极广的政治惨剧与司法灾难。它并非单一事件，而是一场由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与方术迷信相结合，最终在皇帝猜忌下被无限放大，导致皇后、太子、公主、丞相等大批贵族、官僚被诛杀的政治风暴。

首先，理解“巫蛊”这一核心概念，是把握整个事件的基础。

1. “蛊”的原义与巫术化：在先秦观念中，“蛊”本指器皿中自然生出的毒虫。后与巫术结合，形成“巫蛊之术”，即通过埋藏象征怨敌的木偶、施加咒语，企图使对方患病或死亡的一种黑巫术。
2. 秦汉社会的“蛊”观念：秦汉时期，人们对“蛊”抱有普遍的恐惧和禁忌。法律严厉禁止“巫蛊”行为，视其为大逆不道的重罪。这种恐惧根植于当时浓厚的鬼神信仰和巫术文化土壤中。

其次，需了解汉武帝晚期的时代背景，这是惨剧爆发的深层土壤。

1. 皇权与衰老的焦虑：晚年的汉武帝身体多病，性格多疑，对死亡和权力延续充满焦虑。他热衷于求仙问道，对方士、巫术既依赖又警惕，这为“巫蛊”指控提供了滋生的温床。
2. 外戚与储位之争：卫子夫皇后之子刘据被立为太子已数十年，但武帝后期宠爱钩弋夫人，其幼子刘弗陵（后来的汉昭帝）渐受关注。卫氏外戚（以卫青、霍去病为代表）的鼎盛期已过，新的权力集团正在形成，宫廷内部围绕未来继承人的暗流涌动。
3. 酷吏政治与严苛司法：武帝重用张汤、江充等酷吏，推行严刑峻法，鼓励告密，使得司法系统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为大规模诬陷和刑讯逼供提供了制度条件。

接下来，梳理“巫蛊之祸”事件本身的关键阶段与逻辑链条。

1. 导火索：丞相公孙贺父子案（前92年）

   • 有人告发丞相公孙贺之子公孙敬声（卫皇后外甥）与人诅咒皇帝，并在驰道埋藏木偶人。武帝命酷吏杜周查办。
   • 结果公孙贺父子死于狱中，家族被灭，牵连阳石、诸邑两位公主（卫皇后之女）以及卫青之子长平侯卫伉等众多贵戚被诛杀。此案首次将“巫蛊”与高层政治清洗紧密联系，严重削弱了卫氏集团，为后续针对太子的行动扫除了部分障碍。

2. 激化与转向：江充构陷太子（前91年）

   • 武帝宠臣江充，因与太子刘据有旧怨，惧怕武帝死后被太子清算，决定先发制人。
   • 他利用武帝在甘泉宫养病、怀疑左右用“巫蛊”害己的心理，受命彻查宫中“巫蛊”。他率领胡巫四处挖掘，宣称找到桐木人偶，严刑拷打宫人、大臣，逼迫他们相互诬告，从京师、三辅蔓延至郡国，因此案被处死者达数万人，朝野震恐。
   • 江充进而指使胡巫声称“宫中有蛊气”，在太子宫中挖掘，并“得”预先埋设的桐木人。太子刘据惊恐愤怒，为自保，采纳少傅石德建议，发兵捕杀江充及其党羽。

3. 高潮与悲剧：长安武装冲突与太子败亡

   • 太子起兵后，丞相刘屈氂（与李广利为姻亲，属另一外戚集团）发兵镇压。双方在长安城内激战五日，死者数万，血流成河。最终太子兵败，逃出长安。
   • 武帝在震怒之下，相信太子谋反，派兵追捕。太子走投无路，自缢于湖县。其母卫皇后被收缴玺绶，随后自杀。太子的门客、随从多被诛杀，依附太子的官吏、士兵被族灭或流放。

4. 反思与尾声：真相渐明与“轮台之诏”

   • 事后，壶关三老和田千秋等人先后上书为太子鸣冤，指出太子是恐惧自保，并无反心。武帝也逐渐清醒，意识到江充等人的奸诈。
   • 他下令诛灭江充三族，在太子殉难处修建“思子宫”与“归来望思之台”以示哀悼。
   • 这场浩劫严重动摇了国本，促使武帝晚年进行深刻反思。前89年，他颁布著名的《轮台诏》，公开悔过，调整政策，从对外征伐转向重视农耕、与民休息，为“昭宣中兴”埋下伏笔。

最后，需从历史维度审视“巫蛊之祸”的深远影响。

1. 政治影响：直接导致统治核心（皇后、太子、公主、丞相）的巨大损失，严重削弱了刘汉皇室和中央政府的统治力量。客观上清除了旧的外戚势力（卫氏），为霍光（霍去病异母弟）等新势力上台铺平了道路，深刻影响了昭宣时期的政治格局。
2. 社会与司法影响：这是一场由最高权力者猜忌引发，经酷吏与阴谋家操弄，利用司法程序进行的大规模政治清洗。它暴露了皇权绝对化、法律工具化下，司法体系的脆弱与人命的微不足道，成为汉代政治史上最黑暗的篇章之一。
3. 历史警示：“巫蛊之祸”作为皇权专制、迷信思想、酷吏政治与宫廷斗争交织产物的典型，常被后世引为深刻教训，警示统治者需明辨是非、慎用刑罚、抑制巫谶，以保持政治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