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型增长 斯密型增长是一个经济史概念，特指在工业革命之前的近代早期（约1500-1800年），世界经济所经历的一种增长模式。其核心动力并非基于重大技术突破，而是源于市场范围的扩大、专业化分工的深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效率提升。这个概念由经济史学家们根据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核心思想提炼而成，用以描述前工业化时代的经济扩张逻辑。 要理解斯密型增长，我们可以遵循以下步骤，从理论基础到具体表现再到其历史局限，层层递进： 第一步：追溯其理论源头——亚当·斯密的核心命题 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经济学原理： 劳动分工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关键 。他著名的制针工坊例子表明，将一个生产过程分解为多个专门工序，由不同工人反复操作，能极大提升产量。然而，斯密紧接着提出了一个关键限制条件： 分工的深度取决于市场范围的大小 。也就是说，只有当一个产品拥有足够广阔的市场（足够多的买家）时，细致的分工才是有利可图的。如果市场狭小，生产者就必须兼顾多种工作，无法专精于一道工序。因此， 市场扩展是分工深化和经济增长的前提 。这就是“斯密型增长”的理论内核。 第二步：探究其历史背景——前工业化时代的经济扩张 在18世纪末蒸汽机和机械化生产普及之前，全球经济已经出现了显著的增长。这种增长是如何实现的？经济史学家发现，这一时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正符合斯密的描述： 地理大发现与市场整合 ：新航路的开辟（如哥伦布、达伽马的航行）将美洲、亚洲、非洲和欧洲前所未有地连接起来。跨大西洋贸易、欧亚贸易的规模急剧扩大。 制度改善降低交易成本 ：航海技术的进步、商业组织（如股份公司、汇票）的发展、保险业的出现、海洋霸权的确立（保障航路安全），都显著降低了长途贸易的风险和成本，有效地扩大了“市场范围”。 区域专业化与分工深化 ：市场的扩大使得不同地区可以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并通过贸易交换产品。例如，加勒比地区专业生产蔗糖，波罗的海地区出口木材和谷物，英国生产毛纺织品，亚洲提供香料和瓷器。这种国际分工提高了整体经济效率。 城市化与国内市场的成长 ：人口增长和城市化（如伦敦、阿姆斯特丹等大城市的兴起）创造了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促进了城乡交换和手工业内部的进一步分工。 第三步：剖析其内在机制与特点 斯密型增长的具体运行机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报酬递增，但具有区域性 ：通过分工和市场扩大，特定区域或行业可以实现生产效率的提升（即报酬递增）。但这种递增主要体现在商业组织和特定生产环节，而非普遍性的技术革命。 需求引导型增长 ：增长主要由市场需求（特别是对奢侈品和初级产品的需求）的扩张所拉动，而非由供给端的突破性技术创新推动。 依赖非生物能源和有机经济 ：生产主要依赖人力、畜力、风力、水力等传统能源，原材料也主要来自农业和林业（如棉花、木材），因此经济增长最终会受到土地生产力和人口增长的限制。 制度与商业网络的中心地位 ：增长高度依赖有效的产权保护、合约执行、金融信贷和复杂的商业网络。荷兰和英国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相对先进的金融和商业制度。 第四步：认识其局限与向“库兹涅茨型增长”的转型 斯密型增长存在天花板，这解释了为什么它最终被工业革命所取代： 马尔萨斯陷阱的阴影 ：经济增长带来的食物需求增加，会推动人口增长。但土地面积和农业技术（在前工业时代进步缓慢）是有限的，最终可能导致人均收入下降，陷入“马尔萨斯陷阱”。斯密本人也对此表示担忧。 能源与材料的瓶颈 ：依赖有机经济意味着，当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会面临木材短缺、土地资源紧张等瓶颈。 技术创新的角色有限 ：在斯密型增长中，技术进步是渐进的、经验性的（如帆船设计的改进），而非科学驱动和根本性的。 当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市场扩张和分工，转向主要依靠持续的技术创新和人均资本占有量的根本性提升时（表现为人均产出的持续增长和生活水平的实质性飞跃），经济史学家称之为 “库兹涅茨型增长” （以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命名）。工业革命正是从“斯密型增长”向“库兹涅茨型增长”跨越的关键转折点。前者为后者准备了必要的市场、资本积累和商业制度条件，但后者通过突破能源和技术的根本限制，开启了现代经济增长的新范式。 总结 ：斯密型增长描绘了工业革命前两个多世纪里，世界经济通过市场整合、贸易扩张和分工深化实现增长的动态过程。它是一个强大的分析框架，帮助我们理解现代经济起源的商业和制度基础，同时也清晰地揭示了前工业时代经济增长的内在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