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的告密与铜匦制度》 政治背景与起源 隋唐时期，尤其是武则天执政时期（高宗后期至武周政权），为了巩固统治、打击潜在的政治反对势力，建立了一套鼓励臣民秘密举报的制度。其核心背景是武则天以非李唐正统身份攫取最高权力，深感门阀士族、李唐宗室及部分官僚集团的敌意，迫切需要一种超越常规监察体系（如御史台）的非常规信息渠道和控制手段。这一制度借鉴了前代的一些做法（如北魏的“告密”风），但在制度化、系统化方面达到了空前程度。 制度创设与核心装置——铜匦 垂拱二年（686年），武则天采纳鱼保宗建议，下令铸造四个铜匦，置于洛阳宫城之前。铜匦形如方匣，四面分设投书口，分别涂以青、丹、白、黑四色，对应不同性质的投书： 延恩匦（青匦） ：接纳献策求官者的文章。 招谏匦（丹匦） ：接纳批评朝政得失的谏言。 伸冤匦（白匦） ：接纳有冤屈者的诉状。 通玄匦（黑匦） ：接纳告发谋逆、机密之事的密信。 铜匦由专人管理，起初由谏议大夫、补阙、拾遗等官员负责每日收取，后归属新设立的“匦使院”专门管理。这一装置将原本口头的、非正式的“告密”行为，转变为可通过实物载体、定向投递的正式制度通道。 运作机制与鼓励措施 为促使该制度有效运转，朝廷配套了一系列极具诱惑力和威慑力的措施： 畅通渠道 ：规定任何人均可投匦告密，不受身份限制，甚至囚犯亦可。 优厚待遇 ：告密者沿途享受官方驿传供给，按五品官标准供给食宿，“无问士庶，悉得觐见”，武则天本人常亲自召见。 奖励与保护 ：告密若属实，告密者可获封赏；若不实，通常不予追究。这使得告密风险极低而潜在收益极高。 专案审理 ：对于重要密告，往往不经过常规司法程序（如大理寺、刑部），而交由武则天信任的酷吏（如索元礼、来俊臣、周兴等）设立推事院（亦称“新开狱”）进行秘密审讯。 影响与后果 告密与铜匦制度在武周时期产生了深远而复杂的影响： 政治清洗工具 ：成为武则天打击李唐宗室、元老功臣、潜在政敌的利器。大量案件通过此渠道引发，配合酷吏严刑，制造了广泛的恐怖氛围，有效震慑了反对势力。 司法体系破坏 ：绕过正常司法程序，以皇帝意旨和酷刑逼供为依据，导致法律荡然，冤狱丛生。“请君入瓮”、“罗织”等成语皆源于此时期的酷吏手段。 社会风气毒化 ：鼓励了人性的阴暗面，亲友之间相互猜忌、诬告成风，社会道德与信任基础遭到严重侵蚀。 信息功能异化 ：虽然理论上铜匦也包含求官、谏言、伸冤等功能，但在恐怖政治环境下，其“通玄”（告密）功能被极度放大和利用，其他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被虚化或扭曲。 制度的演变与遗存 武则天晚年，为缓和政局，逐渐惩治酷吏，告密之风有所收敛。唐玄宗即位后，大力拨乱反正，于开元元年（713年）改“匦”为“献纳”，并规定投书需经中书门下审查方得进呈，实质收回了其直接告密的功能，使其回归为相对正常的信访与谏言渠道的一部分。此后铜匦虽存，但作为恐怖政治工具的时代基本结束。然而，这种利用非常规渠道鼓励检举、以加强中央控制的思路，在后世某些时期仍以不同形式若隐若现。 总结而言，隋唐时期的告密与铜匦制度是特定权力斗争背景下产生的非常规政治控制手段。它通过制度化的装置设计、高额激励和绕过常规司法的专案处理，在短期内帮助武则天巩固了统治，但也付出了破坏法制、败坏风气、制造恐怖的巨大代价，成为武周政治中一个极具争议和警示意义的标志性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