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大计”与官员考核 第一步：理解“大计”的基本定义与性质 “大计”是明清时期对地方官员进行的一种定期考绩制度，每三年举行一次，属于“外察”，即考核对象为京城以外的地方官员。与之对应的是对京官的“京察”。大计的核心目的是通过对官员德行、才能、政绩的全面评估，实现“黜陟幽明”，即罢黜不合格者，提升贤能者，以整饬吏治、维护国家统治效能。 第二步：追溯“大计”的制度渊源与演变 明代的大计制度在洪武年间初步确立，至弘治时期趋于完备。其法律依据主要来源于《大明会典》及相关的考功法令。清代基本沿袭明制，并在《大清会典》及《吏部处分则例》中加以细化。明初考核尚较务实，但中后期常因党争、宦官干政而流于形式。清代则更为系统严密，皇帝亲自过问，以强化中央集权。 第三步：剖析“大计”的具体运作流程与标准 大计的运作是一个自下而上、逐级审核的复杂过程： 初核（注考） ：由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如布政使、按察使、知府）对其下属官员出具考语，即鉴定评语。评语需依据“四格”（守、才、政、年）和“八法”/“六法”标准。 复核与上报 ：督抚对下属官员的考语进行审核、汇总，形成本省官员的总体考核报告，上报中央吏部。 部议与覆核 ：吏部考功司负责审议各省上报材料，核查有无遗漏、不实或矛盾之处，并给出初步处理意见。 皇帝裁定 ：最终的考核结果（黜陟名单）需呈报皇帝批准。皇帝可能亲自召见部分被举荐或参劾的官员，进行“验看”。 考核标准方面，清代定型为： “四格” ：指操守（清、谨、平）、才能（长、平）、政绩（勤、平）、年龄（青、壮、健）。据此评定为“称职”、“勤职”、“供职”三等，作为升迁的依据。 “八法”/“六法” ：明代为“八法”（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不谨），清代康熙后改为“六法”（不谨、罢软无为、浮躁、才力不及、年老、有疾）。凡涉及“六法”者，则给予相应的处分，如革职、降调、勒令休致等。 第四步：探究“大计”的实践、影响与弊端 在实践中，大计制度对维系官僚体系的基本运转起到了一定作用，尤其在清代前期，成为皇帝驾驭官僚队伍的重要工具。然而，其弊端也日益凸显： 考语虚文 ：地方长官出具的考语往往套话连篇，如“勤慎”、“廉明”，难以反映真实政绩，甚至包庇徇私。 人事请托与贿赂 ：考核结果直接关系到官员的仕途，因此请托、贿赂上司和吏部官员的现象层出不穷，使考核失真。 形式主义与应付 ：许多官员为应对大计，专注于制造表面政绩、搞好人际关系，而非务实为民。 与“京察”的互动 ：大计中卓异者可获引见、记录、加级等奖励，为其日后升迁，包括调入京城任职奠定基础，体现了地方与中央官员考核的衔接。 第五步：联系相关制度进行综合理解 理解“大计”需将其置于明清整体官员考核与管理体系中： 它与针对京官的** “京察”** 共同构成周期性的官员汰选机制。 考核结果与官员的 俸禄、品级升降、职务调整 紧密挂钩。 其运作依赖于 题本、奏本 等上行文书体系及吏部的文书处理流程。 大计中暴露的严重问题，常会触发进一步的 司法审查（如参劾后交刑部） 。 其效果也受同期其他制度（如** “养廉银”** 试图解决贪腐问题、 “耗羡归公” 规范财政）的影响和制约。 综上，明清时期的“大计”制度是一项设计周密、旨在定期清理官僚队伍的核心人事制度。它既是皇权控制地方官僚的技术手段，也深刻嵌入了当时的政治文化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其理想化的设计与其在实践中的异化，共同反映了明清帝国在吏治管理上面临的长期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