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漕弊”与漕运治理困境 首先，我们明确“漕弊”的定义。在明清时期，“漕弊”特指在 漕运 这一国家核心经济命脉运作过程中，产生的系统性、结构性的弊端、腐败与低效现象。漕运即通过京杭大运河等水路，将南方征收的粮食（漕粮）大规模北运至京城（北京）和边防重镇，以供养朝廷、百官和军队。这是一项涉及征收、运输、仓储、分配等多个环节的庞大系统工程。 接下来，需要理解漕运系统的基本结构，这是“漕弊”滋生的土壤。该系统以 户部 为中央主管，在运河沿线设 漕运总督 总揽其责，地方上由 粮道 等官负责本省漕粮征兑。运输主力是 运军 （漕军），他们隶属卫所，分船队承运。沿途设有众多 漕仓 （如淮安、徐州、德州等“水次仓”）用于中转，并有严格的 漕船 规制和航行程限。整个流程从州县“征粮”开始，到“交兑”给运军，再经长途“挽运”，最终至京通仓“交粮”结束。 然后，我们进入“漕弊”的核心环节—— 征收环节的弊端 。这主要体现在州县基层对纳粮户的盘剥上。常见手段有： “淋尖踢斛” （用脚踢粮斛使粮食堆实溢出，溢出的部分作为损耗被官吏侵吞）、 “折耗”加征 （以粮食储存运输有损耗为由，额外多征）、 “样米” 、 “腿米” 等种种名目的附加费。此外，还有** “酒派” （将本该由富户或官户承担的运粮任务转嫁给普通小民）和 “包揽”** （地方豪强或劣绅号称代纳漕粮，实则向粮户多收钱粮，从中渔利）。 在 运输环节 ，弊端同样深重。运军面临官方** “运官”的克扣** （如侵吞本应发给运军的行粮、月粮和修船银两），以及为应对运河沿途 各关卡、闸坝吏胥的勒索 （“闸坝陋规”），不得不自行筹措“规费”。这导致运军往往 载运能力不足或粮船质量堪忧 。为此，他们普遍采用两种非法手段：一是** “附载私货” ，即利用漕船免税特权大量夹带南北商货以牟利，这影响了正常商业秩序；二是 “沿途盗卖漕粮”** ，甚至在遇险或粮食短缺时，故意凿沉漕船，谎报“漕粮漂没”，以掩盖盗卖亏空之实。 仓储与交兑环节 也存在严重问题。漕粮运至终点，负责接收的 京通仓监督、仓场侍郎下属的“仓役”（花户、仓夫） 会进行刁难和勒索。他们常挑剔米色，指责粮食不合标准（ “米色不纯” ），或以“筛扬”为名故意损耗，迫使运军或解粮官行贿，此即** “歇家包揽”、“仓役需索” 。此外，管理运河河道与漕船维修的机构，如 “河道衙门”** 和** “漕船厂”** ，也存在虚报工程、侵吞料银等贪腐行为，影响漕船正常运行。 上述各个环节的弊端相互作用，形成了恶性循环。基层盘剥导致百姓税负加重、拖欠增加；运军被迫夹带私货、盗卖漕粮，导致国家正额漕粮亏损；官吏层层勒索导致运输成本飙升、效率低下。这最终表现为： 漕粮征收不足额、运输延误、入仓粮食大量亏空（“短少霉变”）、国家财政为维持漕运支付的“漕项”银两被大量中饱私囊 。整个系统的运行越来越依赖于非正式的“陋规”网络，正式制度形同虚设。 面对愈演愈烈的“漕弊”，明清两代政府也进行过多次 治理尝试 。明代如海瑞、清代如林则徐等地方大员都曾大力整顿过辖区内的漕务。朝廷层面也采取过措施，如推行** “漕粮折征银两” （将部分实物税折银征收，减少运输环节）、实施 “官收官兑” （减少中间环节）、改革运军编制、严惩贪官污吏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清代中期 陶澍在两江总督任上推行的“漕务改革”** ，他大力剔除浮费、裁撤冗员、整顿漕船，取得了一定成效。 最后，我们需要认识到“漕弊”的 根本性与历史影响 。漕弊的根源在于 高度集权却信息不畅的官僚体制 、 低薪导致的吏治腐败普遍化 ，以及 运河地理条件限制（如黄河水患影响运道）带来的客观困难 。这些结构性矛盾非局部改革所能根除。漕弊不仅加剧了民众负担、腐蚀了国家机体，也使得漕运这一巨型工程日益僵化低效。到了清代后期，随着 运河淤塞、海运兴起（沙船海运） 以及 太平天国运动切断江南漕源 ，依赖运河的旧漕运体系最终走向衰落，漕弊也随之成为历史，但其反映出的国家治理难题却具有深远的历史镜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