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金”续讲：制度衰败、社会抗争与财权下移 制度衰败与内在危机 厘金制度在中后期，其结构性弊端全面爆发，走向衰败。首先， 税卡极度泛滥 。各省为扩大财源，无视“抽厘助饷”的临时初衷，在交通要道、市镇乃至乡村私设无数分局、分卡，重复征收。例如，一船货物从产地到销地，往往需经历十几次乃至数十次查验抽厘，实际税率远超法定值百抽一（1%），常高达百分之十几甚至二十以上， 实质上成为阻碍商品流通的恶税 。其次， 征收过程高度人治化、腐败化 。厘金征收无统一、透明的税则与票据，税率、货物估值、是否免征等完全由税吏决定，这为 勒索、受贿、中饱私囊 提供了极大空间。税吏常与地方绅商勾结，对无权势的小商贩敲骨吸髓，而对豪商则予以包税、放行等优待， 税收公平性荡然无存 。 社会各界的持续抗争 厘金的横征暴敛激起了广泛而持久的反抗。 工商业者 是直接受害者，他们通过商会、行会等组织，不断向官府呈文控告，要求裁减厘卡、统一税率。在舆论阵地，如《申报》、《时务报》等报刊上，厘金被抨击为“病商害民”之首恶，是阻碍中国工商业发展的主要枷锁。 外国商人和政府 也因厘金妨碍其商品深入内地市场，违反条约中关于子口税（一次性缴纳2.5%内地税即可通行）的规定，不断向清政府施压，要求废除厘金。在基层， 商民与厘卡税吏的暴力冲突 时有发生，抗厘、砸卡事件在各地频发，成为晚清社会动荡的一个侧面。 中央整顿努力的失败与财权下移 面对危机，清廷中央并非毫无作为。自同治朝起，屡有官员奏请整顿乃至裁撤厘金，朝廷也多次下令要求各省“裁并局卡”、“严禁需索”。然而，这些政令大多 沦为一纸空文 。根本原因在于，经过太平天国战争，地方督抚（尤其是湘淮系）已借厘金掌握了独立的财政大权。厘金收入已成为支撑地方军队（如湘军、淮军）、举办洋务、维持行政运转的 生命线 。中央的整顿企图直接威胁地方实力派的权力基础，必然遭到或明或暗的抵制。例如，各地常以“军需紧要”、“办理新政需款”为由，抵制裁卡，或明裁暗增。这一过程 极大地加速了晚清财政权力从中央向地方的下移 ，使清朝中央财政空前虚弱，对地方的调控能力严重削弱。 裁厘议题与晚清财政改革 至清末最后十年，“裁厘”成为内外交迫下财政改革的核心议题。一方面，在 对外商约谈判 中，列强以同意中国提高关税（“加税”）为诱饵，强烈要求中国彻底废除厘金，以扫清其商品倾销障碍。1902年的《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即明确规定，中国若裁撤厘金，英国允诺进口关税增至“值百抽十二点五”。另一方面，清廷在 筹备立宪、推行新政 的背景下，也试图建立现代国家税制，将混乱的地方税权收回中央。为此，度支部（财政部）曾筹划以 印花税、营业税等新税种 替代厘金收入。然而，这一改革牵涉利益过巨，直至清朝灭亡，也未能实现。厘金制度最终被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于1931年正式废除 ，其历史遗留问题深远影响了近代中国的财政与经济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