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的“经总制钱”与地方财政上供》 基础概念：什么是“经总制钱”？ 这是宋王朝为解决中央财政困境而创立的一种特殊的、综合性的地方上供财赋名目。它并非一项单独的税种，而是将地方征收的多种税、费、利钱等，按一定规则“打包”汇总，定额上缴中央的财政制度。“经制钱”始于北宋徽宗宣和年间的经制使陈遘所创，“总制钱”则增立于南宋高宗时期的总制使孟庾，后两者合并称为“经总制钱”。其核心特征是“取之于州县，总揽于中央”，本质是中央对地方财力的一种强制性再集权。 制度构成与征收项目 经总制钱的来源极为繁杂，主要是对现有多种财政收入的“附加”或“抽成”，即所谓“移此就彼，无非官钱”。主要项目包括： 公家出纳抽取： 如头子钱（一种交易附加费）、勘合钱（公文用印费）、朱墨钱（文书用朱墨费）、市例钱（市场管理费）等。 商业税附加： 在原有的商税、牙税、契税等税额上，按比例加征一定数额。 官府经营利润分成： 如卖酒、卖糟、典卖田宅官收的牙税等收入的一部分。 其他杂税： 如楼店务添收的“三分房钱”等。 这些项目零散琐碎，但经“经总制”名目汇总后，数额巨大，成为南宋中央财政收入的最重要支柱之一。 运作机制与定额上供 中央政府会为各路（省级政区）下达经总制钱的年度上供定额。路级监司（如转运使）再将定额分解至各州府，州府再下派至各县。地方官吏为了完成这固定的、沉重的上供额度，往往采用两种主要手段： 法内增敛： 严格按照规定项目，加强征收力度，做到“颗粒归仓”。 法外苛取： 在既定项目上提高费率，或巧立名目，将新增杂税也纳入“经总制钱”的征收范围，即“别立名色，暗中收取”。 这种定额上供机制，使得征收压力层层传导，最终主要落在商人和普通民众身上。 财政影响与中央-地方关系 经总制钱制度对宋代财政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中央： 它成功地将大量财权收归中央，极大地增强了中央财政的调控能力和支付能力（尤其是军费），是南宋政权能在强敌环伺下维持运转的关键财政基础。 对地方： 地方财政被严重掏空。原本属于地方的许多财源被划入上供范围，导致州县官府日常行政、公共事业（如水利、教育、赈济）经费严重不足，陷入“郡计萧然”的困境。 央地矛盾： 这激化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矛盾。中央需要不断督促、监察以保证收入；地方则疲于应付，甚至挪用其他款项或提前征收（“预借”）以完成任务，形成恶性循环。 社会矛盾与制度评价 经总制钱的征收，因其“苛细”、“无名”且数额巨大，给社会经济带来了沉重负担。 加重民困： 商人成本增加，物价上涨；普通民众在交易、诉讼、典卖财产时面临各种附加费，负担加重。 吏治腐败： 征收项目琐碎，为官吏提供了上下其手、中饱私囊的便利，催生了大量腐败。 历史评价： 在当时及后世，经总制钱多被视为“苛政”、“敛怨于民”的典型。然而，从国家财政整合与生存角度审视，它又是南宋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维系国命的“不得已”之举，反映了在外部军事压力下，传统帝国财政体系走向高度中央集权化和竭泽而渔式的困境。 元代的继承与演变 元朝统一后，并未全盘照搬宋代复杂的“经总制钱”名目，但其财政精神被吸收转化。元朝实行更彻底的中央集权财政体制，通过 行省制度 和严密的 税课体系 ，将大部分税收直接掌控于中央。元代虽有类似的地方“课程”（各种商税杂征）上供，但已整合进更为系统的 科差、税粮和盐茶课 等主体财政框架内，宋代那种由众多琐碎项目捆绑而成的“经总制钱”特定形式不复存在，但其“中央集取地方财赋”的核心模式，在元代的财政实践中得到了延续和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