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物收藏的兴起与早期博物馆观念的形成 第一步：从“珍奇屋”到系统性收藏的萌芽 在文艺复兴之前，欧洲对古代遗物的兴趣主要存在于两种传统中。一是中世纪教会的“圣物”收藏，其核心是宗教神圣性而非历史或艺术价值。二是王室贵族的“珍奇屋”，里面混杂陈列着自然标本（如珊瑚、犀牛角）、异域工艺品、古代钱币、雕塑残件等，其动机在于炫耀财富、满足好奇心和象征对世界的掌控。这种收藏是零散且缺乏分类体系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改变了这一状况。学者们开始系统地研究古希腊罗马的文献，随之对古代的物质遗存——雕塑、铭文、钱币、器物——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学术兴趣。收藏的目的从猎奇转向了研究古典文明、模仿其艺术风格和道德典范。意大利的贵族、银行家（如美第奇家族）和教宗成为最早的古物收藏大家，他们的收藏品开始在专门设计的厅廊中陈列，初步具备了“艺术画廊”的雏形。 第二步：考古发掘、分类知识与收藏的学科化 16至17世纪，对罗马城及周边地区的系统性考古发掘（如对地下墓穴、古代别墅的发掘）为收藏提供了大量实物来源。收藏家们开始聘请人文主义学者担任顾问，对藏品进行编目、研究和分类。这一时期的标志是出现了插图丰富的藏品目录和学术专著，如弗拉维奥·比翁多对罗马遗迹的研究。钱币学、铭文学、古肖像学等辅助学科逐渐成熟，收藏不再是简单的占有，而成为一门需要深厚学识的“科学”。同时，“古物”的概念也从狭义的罗马、希腊遗物，扩展到包括埃及、伊特鲁里亚甚至近东的文物，视野逐步拓宽。收藏家圈子通过书信、旅行和藏品交换形成了一个跨国知识网络。 第三步：从私人秘藏到公共展示观念的转变 17世纪至18世纪初，大多数重要收藏仍属于私人所有，藏于宫殿或别墅的密室，仅向少数精英访客开放。然而，一种“为公众利益”收藏的观念开始孕育。一些收藏家在其遗嘱中规定藏品须向学者或艺术家开放。与此同时，绝对主义君主将收藏视为国家荣耀的象征，开始将私藏整合为国家收藏。例如，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法国路易十四的收藏都体现了这一趋势。这些皇家收藏虽然不完全对大众开放，但其规模、系统性和展示方式（如在凡尔赛宫的“大理石庭院”陈列古代雕塑）为后来的公共博物馆奠定了基础。此时，“博物馆”一词开始从指代一个研究性的学人圈子（如“亚历山大里亚的缪斯神殿”）逐渐转变为指代一个收藏和展示实物的物理空间。 第四步：启蒙运动、百科全书思想与公共博物馆的诞生 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公共博物馆理念成型的关键催化剂。启蒙哲人们倡导理性、知识和教育的普及，认为艺术与科学成就应服务于社会进步。狄德罗的《百科全书》项目本身就体现了系统分类和展示人类知识的思想。这种思潮直接影响了博物馆的公共化。标志性事件是：1. 阿什莫林博物馆 （1683年开放）：虽属牛津大学，但向公众开放，被视为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公共博物馆。2. 大英博物馆 （1759年成立）：依据汉斯·斯隆爵士的遗愿，其收藏“为万民所用”而建立，免费向所有“好学与好奇之人”开放。3. 乌菲兹美术馆 （1769年正式向公众开放）：美第奇家族的收藏被捐赠给佛罗伦萨政府，条件是对公众开放。这些机构确立了博物馆的核心理念：系统性收藏、学术研究、并向广大公众展示，以达教育之目的。 第五步：法国大革命与博物馆国家化、范式化 法国大革命（1789年）及其后的拿破仑战争，以一种剧烈的方式加速并塑造了现代博物馆模式。旧制度下王室和贵族的收藏被没收，宣布为“国家财产”。1793年，卢浮宫作为中央艺术博物馆向全体公民开放，这是一个具有深远政治和文化意义的举动，象征着文化从君主特权变为公民权利。同时，拿破仑的军事征服将大量欧洲艺术珍品作为战利品运往卢浮宫（后部分归还），这虽然具有掠夺性质，但在客观上催生了一种宏大的、百科全书式的博物馆理想——在一个屋檐下展示全球艺术史全景。这种“普世性”博物馆模型，连同其按流派、年代和地区分类布展的方式，成为19世纪世界各国博物馆竞相模仿的范式，深刻影响了从柏林到纽约的博物馆建设热潮。至此，西方古物收藏完成了从私人珍奇柜到公共文化机构的漫长转型。